從周小川行長提出的超主權儲備貨幣構想，到王岐山對IMF體制改革問題所提出的權利和義務的對等要求；從外交部發言人提出的對美元啟動印鈔機的憂慮到國務院批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都在表明中國和亞洲已開始重視貨幣主導權問題。這是一個“質”的飛躍。因為亞洲這樣一個世界活躍的經濟區域，至今沒有一個能夠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發揮舉足輕重作用的“國際貨幣”和全球級別的國際金融中心：北美有紐約和美元，歐洲有倫敦和歐元，但香港和新加坡以及日元等與之相比差距甚大！
所以，今天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是一個空喊的口號，而是刻不容緩要啟動的問題。拖一天，我們承擔全球化環境下市場風險的程度和可能性就會增加一點。可喜的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細則中，已經作出了一些和“人民幣國際化”(輸出人民幣)密切關聯的“金融創新”方案：比如，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股權融資，人民幣債券融資，人民幣產品保險等。
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放在“貨幣主導權”戰略的大背景上，我的解讀是，從戰術上講，推進亞元、人民幣國際化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并非眼下中國經濟發展和亞洲金融做強的“比較優勢”，但從戰略上講，如果忽視貨幣主導權，那么，中國甚至亞洲的經濟合作在整個世界經濟的產業鏈上會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無法“對沖”外部危機對中國和亞洲實體經濟的滲透作用，更不用談讓分享到中國和亞洲經濟發展豐厚收益的外部經濟體也來承擔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類風險，常常會造成“收益別人拿得多，風險自己兜著走”的被動結果。所以，盡管亞元、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任重道遠，但為中國和亞洲在世界舞臺上形成有利于自身財富保值的“貨幣主導權”，我們應該從現在就開始通過一個新的合作模式的開拓，去努力構建一個做強亞洲金融所需要的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今天的亞洲各國都意識到了，金融發展不僅是提高自己國家對財富價值的定價權，而且更有利于促進過本國產業升級、產業結構轉型以及產品和企業走向世界舞臺，爭奪金融主導權的競爭因此正變得如此白熱化。東京、首爾、新加坡、孟買都有打造成亞洲區域國際金融中心的宏偉計劃。在這種環境下，亞洲的金融合作模式如果不順應市場的需求，還是在清邁協議的雙邊貨幣互換合作框架下推行，那么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會日趨降低。
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中國政府采取了主動應對的方法，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意識到，順應世界的呼聲做強人民幣，比被動接受人民幣升值和資本賬戶開放的壓力要好得多。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重視與東亞各國的“合作”而不要強調“競爭”，否則，過于沖動，反而效果適得其反。1997年，在完全沒有亞洲金融合作保險網的情況下，泰國建立了離岸市場，結果打開了國際資本投機的缺口，將自己辛辛苦苦創造的實體經濟的成果白白地斷送在東亞金融危機的風暴中。
中國和亞洲很多國家的增長模式，是靠發展制造業和強化出口能力來維持的，這就使東亞國家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在產業結構沒有充分優化和調整完畢的情況下，急于推進亞元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以及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將是十分危險和不切合實際的。這給上海國際金融建設的業務開展帶來了制度性的障礙，再加上我們尚缺乏保證國際業務健康發展所需要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律、會計、監管和稅收體系，要想把上海打造成具有像倫敦、紐約、新加坡和香港那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之所以在危機中也能表現出強勢，關鍵就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沒有出現本質上的動搖。美國依然以它擁有世界一流的品牌、技術以及超強的標準制定和研發能力，甚至沒有遭到重創的金融風險管理能力（美國金融風暴形成的原因是濫用金融創新問題，是金融機構道德風險惡化的結果）吸引著國際資本，并沒有出現市場用腳投票所帶來的美元超跌的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亞洲尤其是中國不能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變，固定投資、出口依賴(尤其是中國還處于加工貿易的低端)和就業保障目標客觀上依然是維持亞洲和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不能擺脫的“重中之重”，那么，做強金融的各種方案就不可有實質性推進。
紐約、倫敦作為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有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雖然金融大海嘯暴露了這個機制很多的缺陷，但是，這幾十年來他們所積累的寶貴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好好反思和學習。我們不應該只滿足于“進口”歐美的金融人才、金融產品和工具，甚至包括他們在使用中的市場運作架構等，也不要簡單地模仿他們社會全體偏好風險的態度和應對風險的做法。更為關鍵的，我覺得還在于由人才、金融創新和金融文化“三位一體”所構成的“金融生態環境”，以此來充分發揮一個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支撐亞元或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重要舞臺)所應具備的實現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六大基本功能，一句話，“神似”比“形似”更重要。
我特別想強調的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與東亞國家和地區有很多金融合作的空間，比如，建立由東亞各國政府出資的外匯儲備所構成的亞洲共同基金，以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主要的流動性來源；開展美元離岸業務，形成和美元在岸市場良性競爭的格局，從而達到提高美元財富的管理效率。另外，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現階段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應緊緊和實體經濟捆綁在一起，圍繞實現航運中心目標等實體經濟部門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人民幣結算和保險等業務，即做財富創造過程中的后臺金融服務，即所謂連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的金融服務。應該讓我們的合作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新模式的金融合作會給大家帶來更多雙贏的結果。（孫立堅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