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策特點
臺灣“中央銀行”是制定金融穩定政策體系中的主角，其總裁彭淮南1998年就任以來作風穩健，多次在金融動蕩時期采取適當政策使臺灣經濟免于過大沖擊，因而成為《全球金融雜志(GLOBAL FINANCE)》全球唯一連續7年獲得A級評等的“央行”總裁，《銀行家雜志(The Banker)》也把亞洲最佳央行總裁獎頒給了彭淮南。彭實施穩定金融政策時形成以下風格和特點：
第一，價格型政策工具優先于數量型政策工具。臺灣“中央銀行”更多使用利率等價格型工具，而極少運用存款準備金率手段，主要是為避免調升存款準備金率對經濟增長和銀行利潤的負面影響過大。近十年來，臺灣當局的貨幣政策大體經歷了“寬松－緊縮－寬松－緊縮”四個周期，均以利率升降為主：
2000年-2004年，寬松期。2000年互聯網泡沫經濟破裂使全球經濟景氣下滑，臺灣也不例外。為刺激經濟，臺灣“中央銀行”自2000年12月至2004年9月先后調降貼放利率15次，有效引導市場利率下降。同時，“中央銀行”的再貼現率與擔保貸款融通利率累計各調降3.375個百分點，導引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商業本票1-30天期次級市場利率、“中央銀行”1-30天期定期存單利率、及五大銀行新承作貸款平均利率分別下降了3.636、4.02、4.56和4.257個百分點。同期島內一般銀行平均存款與貸款利率分別調降了3.49與4.05個百分點。以上六個市場利率的降幅都超過“中央銀行”貼放利率的降幅。
2004年-2008年，緊縮期。2004年起，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勢頭明顯，臺灣“中央銀行”自2004年10月至2008年8月先后共16次調升貼放利率，累計提高再貼現率與擔保貸款融通利率各2.25個百分點，并一度提高存款準備率。在此期間，隔夜拆款利率、商業本票1-30天期次級市場利率、“中央銀行”1-30天期定期存單利率、及五大銀行新承作貸款平均利率分別上揚1.074、1.02、1.06和0.562個百分點。同期島內一般銀行平均存款與貸款利率分別調降了0.7與0.07個百分點。這些指標的漲幅都不到“中央銀行”貼放利率漲幅的一半。顯示“中央銀行”貨幣緊縮政策的效果不如前一階段貨幣寬松政策的效果，主要原因是“中央銀行”未對外匯儲備快速積累所釋出的準備貨幣積極有效沖銷，使市場資金仍較寬松。
2008年-2010年，寬松期。2008年下半年起，美國次級房貸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臺灣“中央銀行”為穩定金融并刺激經濟景氣，自2008年9月底將貨幣政策基調由緊縮改為寬松，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里7次調降貼放利率，累計調降2.375個百分點，同時調降存款準備率并采取擴大的附買回機制。該政策使市場利率一路降至無法再跌的超低水平。2009年2月到2010年3月間，隔夜拆款利率、商業本票1-30天期次級市場利率、“中央銀行”1-30天期定期存單利率分別跌至0.1%-0.14%、0.15%-0.25%與0.57%的超低水平，島內一般銀行平均存款與貸款利率持續降至2009年第4季的0.64%和1.95%。此次寬松政策造成市場資金過度供給，加之資金需求因投資不振等原因而萎縮，導致流動性過大，物價上漲，房地產價格飆升，通貨膨脹壓力增大。
2010年6月至今，為新一輪緊縮期。臺灣“中央銀行”半年內3次升息，再貼現率、擔保貸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累計各調升0.375個百分點。截至2010年12月31日，再貼現率、擔保貸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為1.625％、2％和3.875％。除升息外，還配合調升部分存款準備率、擴大運用選擇性信用管制范圍、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
至于存款準備金率手段的運用，2008年9月以來，臺灣當局只在2011年1月1日調升外資活期銀行準備金率：以2010年12月30日外資活期存款余額為標準，以下準備金率為25%，超出部分則大幅增加至90%，使此后外資匯入的活期存款大部分置于臺灣“中央銀行”帳戶。其考慮一是大部分的錢放在“中央銀行”，多余的游資即無法在市場上興風作浪，可以壓抑游資過剩的問題；二是銀行必須要將外資匯入的資金放在“中央銀行”帳戶，會使銀行的資金報酬大幅降低，在資金收益受限的情況下，銀行不僅會調降外資活存利率，更有可能提高外資的手續費。
第二，逆周期調控，但“降息快、升息慢”。2009年4月召開G20倫敦峰會以來，歷次G20峰會都將體現“逆周期性政策特征”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列入公報文件。大陸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也明確提出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 臺灣“中央銀行”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做法一樣，當島內經濟復蘇勢頭強勁、物價上漲加速的時候，采取逆勢升息，但速度較慢，2010年6月以來每季升息半碼，這種做法也被島內學者批評“力道不夠”。 臺灣當局的主要考慮：一是升息幅度過大會吸引更多國際熱錢涌入，加劇匯率升值壓力；二是大幅升息不利景氣擴張；三是為配合島內執政黨各種選舉的需要，在刺激經濟景氣時下手較重，而防范經濟過熱時力度較輕。
第三，采取管制措施，防止外資炒匯引發匯率大幅波動。臺灣“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在2010年 9 月號《銀行家雜志》（《The Banker》）發表專文，認為“須高度警惕國際資本流動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并拋出包括限縮金融機構特定業務、結合新興亞洲央行共同干預、以及資本流動管制等“抗熱錢三招”。在以資本流動管制措施打擊炒匯方面，臺灣“中央銀行”不但要求外資匯入資金應依申報投資島內證券，并建立大額結匯案件通報系統，密切監控大額資金的進出，以防范資金頻繁且大額的進出造成新臺灣幣匯率的大幅波動危及金融穩定。在新臺灣幣匯率突破29元“防線”的背景下，2011年2月9日，臺灣“中央銀行”重啟“三不一沒有”的資本管制措施：不準做海外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不準美元空單留過夜、不準在最后一盤掛單，以及沒有交易憑證就不準幫出口商操作遠期外匯，違反規定將受到電話警告或金融檢查。
第四，積極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進行沖銷干預。資本管制主要有三種方法：沖銷干預、增加匯率彈性及財政緊縮，其中沖銷干預是當前各經濟體最常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發行票據，以回收多投放的基礎貨幣。臺灣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理論上不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但臺灣“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與物價穩定，全力沖銷過剩資金，自2010年4月至2011年2月10日，連續11度標售364天期定存單（NCD），超過1萬億元新臺灣幣，效果等同調高存款準備率4.23個百分點。 臺灣“中央銀行”副總裁周阿定表示，“央行”政策目標就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收資金，降低貨幣供給，將M2年增率控制在2.5-6.5%的目標區域，減輕物價上揚的壓力。
三、效果及影響
臺灣當局2010年以來的金融穩定政策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截至2011年春節，打擊炒匯和炒房未能達到預期目標。
第一，物價漲幅有限，但通膨壓力仍在。2010年12月島內CPI控制在1.25%的水平，低于亞洲其它主要經濟體。但臺灣“主計處”調升2011年全年CPI將上漲至2.04%，臺灣經濟研究院則預估為2.47%，高于“經建會”設定的2%的目標。物價水平還將持續走高的原因，主要是國際原油、原材料及糧食價格大幅飆升引發的全球通膨壓力。2011年2月初，油價受美元貶值影響連創新高；農產品價格受全球氣候異常影響飆升，其中糖價接近30年來高點，棉花更創下歷史新高，黃豆、小麥、玉米、稻米也出現兩年多來的高價位。此外島內貨幣供給增加也會推升物價，臺灣M2年增率已由2010年5月的3.4%升至11月的5.17%。 2011年3月10日彭淮南在向“立法院”報告全年業務時首度明確承認臺灣“正面臨輸入性通膨壓力”。
第二，匯率大幅升值，屢破臺灣當局防線。隨著2010年下半年國際資本流入壓力不斷增大，臺灣“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強力干預后仍未能阻擋熱錢攻勢，2011年1月7日新臺灣幣升破30元的“防線”，并在2月8日盤中突破29元“防線”，升至28.89元，創近13年來新高，與2009年最低位相比升幅已達21.75%。
第三，房價再創新高，漲勢難以遏制。雖然臺灣當局廣泛采取信用及財政手段抑制上漲過快的房價，但未對市場產生實質有效影響，全臺灣房地產預售市場仍不斷升溫，并不斷創下歷史新高。根據1月26日公布的“國泰房地產指數2010年第4季報告”，臺北市預售價格創下每坪平均63.39萬元新臺幣（折合每平方米4.26萬元人民幣）的新高， 新北市也受到帶動，房價與成交量均連續兩季創下新高。島內學者從房租與收入估算，臺北市泡沫價格約占房價43%。 信義房屋公布的“2010年第4季信義房價指數”顯示，臺北、新北、臺中、高雄等都會區全年至少有8%以上的增幅，高雄市第4季增長率高達13.6%，增幅超過大臺北地區。
總體上，臺灣屬于淺碟型小型開放經濟體，維持金融穩定難度較大，因此島內民間到官方的主流意見雖然一直是主張盡可能少地干預市場，但避免市場大幅震蕩往往需要更嚴厲的舉措。而從此次密集出臺金融穩定措施的效果來看，力度較輕，政策成效并不顯著，顯示臺灣金融調控還需實施更有力的積極干預。另一方面，臺灣抑制通貨膨脹迄今尚較為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臺灣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首要目標，輸入型通膨壓力被新臺幣匯率升值抵消不少，同時臺灣以行政手段控制油、糖等原料價格，并通過價格型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給量，從而起到抑制通膨的作用。（完）（本文作者朱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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