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方面近年來提出的金融發展總體戰略中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沒有再提建設"金融中心"的目標，這對臺灣金融業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也關系到兩岸金融合作的發展方向。
早在1995年，臺灣當局出臺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中，就提出過推動臺灣發展成為包括"亞太金融中心"在內的6大專業中心，當時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但18年后的今天，審視這個計劃無疾而終的原因，最關鍵的地方，乃是當時李登輝主政的臺灣當局放棄了以大陸為主要腹地的臺灣經濟發展規劃，1999年"特殊兩國論"的提出也嚴重惡化和阻礙了兩岸關系的發展。2008年馬英九上臺后，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在恢復"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協商，相繼簽署18項協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取得突破性進展，也為臺灣重啟"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
2008年6月臺灣行政部門提出：臺灣當局將推動以"亞太金融中心"計劃為重點的"第三次金融改革"。與民進黨主政時推動的兩次金融改革不同，"三次金改"以不限時、不限量、不限對象方案，配合賦稅改革，推動金融機構整并，強化銀行競爭力，吸引外商投資。當年8月臺灣當局通過的"亞太金融中心推動計劃"中，確定了"亞太資產管理中心"、"亞太籌資中心"、及"亞太金融服務中心"三大目標方向，具體包括短期（57）、中期（115）、長期（45）計劃共有217個。三大中心的衡量指標是："亞太資產管理中心"要求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總額從11.6萬億元新臺幣增加為20.6萬億元新臺幣，相當于新加坡及香港的資產管理規模。"亞太籌資中心"要求上市上柜家數能由1,260家變為1,741家，上市上柜公司總市值在全球排名能從第19名進到第16名，島內金融機構放款總額由18.4萬億元新臺幣升到23萬億元新臺幣。"亞太金融服務中心"要求至少有3家全球前100大金融機構在臺設立營運總部。以上目標均以4年為期。2009年4月臺灣副領導人蕭萬長受訪時還提到臺灣要提升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要靠"第三次金改"。
不過，由于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兄弟破產，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臺灣當局也開始對"三次金改"持謹慎態度，對"三次金改"以及建設"金融中心"的目標不再提及。
2013年3月18日，臺灣《經濟日報》以"啟動三次金改刻不容緩"為題，要求島內金融業加速整并和結構調整，與國際全面接軌。其背景是：隨著兩岸金融交流與合作的迅速發展，臺灣金融業界有越來越多的人提出將臺灣建設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主張，并得到島內各界的積極而廣泛的響應。不少人認為臺灣可以抓住大陸經濟迅猛發展及人民幣跨境使用急劇擴大的有利契機，推動臺灣建設成為期待已久的"亞太金融中心"。
不過，對于臺灣是否應該繼續努力打造成為"金融中心"，臺灣當局內部是存在嚴重分歧的。一種是對此持消極態度的主張，以臺灣"中央銀行"為代表。2013年4月1日臺灣"中央銀行"專門發布《塞普勒斯（作者注：塞浦路斯）紓困案之評析與啟示》，提出金融業規模不是越大越好，塞浦路斯爆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過度發展銀行業，其規模高達GDP的7倍，此前爆發危機的冰島和愛爾蘭該比重更高達10倍。總裁彭淮南因此認為：較小經濟體發展金融中心的經濟模式存在極高風險，雖然短期內擴大金融體系規模確實有助提振經濟，但會付出大幅波動的代價，如果出現美國那種"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就會發生"銀行綁架政府"的現象，造成金融不穩定。因此臺灣金融業的發展目標，應是強化金融中介融資功能，而不是打造大型金融中心。
另一種是對臺灣建設"金融中心"持積極態度的看法。他們認為銀行業規模過大并非塞浦路斯金融危機的主因，新加坡銀行業資產占GDP比重高達7.7倍也未出現危機，臺灣該比重僅為2.84倍，且島內幾乎沒有大銀行，卻在擔心金融業規模過大是不妥當的。臺灣前"行政院長"陳沖、前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薛琦、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國策基金會財金組召集人林建甫等人都認為臺灣金融業不必只是"追求平淡"，而應"追求精彩"，把握兩岸金融開放往來契機，通過整并創造有領頭效果的大型金融機構，使臺灣"金融產業健全發展并提高競爭力"。"金融整并非做不可，現在也是推動整并的最好時機"。
兩種意見由于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必然不一致。筆者以為，臺灣具備不少金融業大發展的優勢條件，不加以利用是有些可惜了。臺灣如果建設成為繼香港之后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自然可以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并象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一樣為當地金融機構帶來龐大商機。曾任臺灣"金管會主委"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也認為："在臺灣發展人民幣相關業務的雄厚基本盤與兩岸政策的加持下，臺灣有潛力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目前香港是唯一的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對第二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有多個地區具備基本條件和競爭力，如倫敦、新加坡、悉尼、迪拜、東京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在兩會期間指出，一個地方是否成為離岸中心，主要取決于市場力量，如重要的貿易結算伙伴、金融機構需求集中等，將來全世界會有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但這主要還是看當地的需求和市場競爭的結果。臺灣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有以下優勢：
第一，臺灣可以形成規模可觀的人民幣資金池。
香港的銀行2012年年底人民幣存款近7000億元，這個人民幣資金池相當于臺灣金融機構總存款（32萬億元新臺幣，約7萬億元人民幣）的1/10，從人民幣在臺灣的受歡迎程度看，這一存款比例可以達到。截至2013年3月底，臺灣外匯指定銀行（DBU）人民幣存款有185億元，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有人民幣298億元，合計近500億元人民幣；人民幣資產合計近800億元。距離70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池目標還較遠，但臺灣人民幣存款增長速度驚人，在人民幣存款業務開放第一天就高達10億元人民幣，只一個月的時間就達到倫敦建設了一年的資金池規模，今年底預計過千億，潛力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兩岸貨幣互換協議對臺灣實現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大有幫助。目前中國大陸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中，規模居前三位的分別為香港(4000億元人民幣)、韓國(3600億元人民幣)和新加坡(3000億元人民幣)，未來兩岸貨幣互換協議規模可能不會低于韓國，僅次于香港。
第二，臺灣具備發展人民幣相關業務的貿易和投資利基。
目前兩岸貿易規模已經達到1700億美元，相當于中俄貿易額的2倍、中韓貿易額的70%、中日貿易額的50%、中美貿易額的35%。大陸累計吸收臺灣直接投資近600億美元，占大陸吸收境外投資的近5%，排第5 位。這樣龐大的貿易與投資往來必然對人民幣的相關業務產生強勁需求。
此外，臺灣扎實的制造業基礎也為發展人民幣業務提供利基。與香港不同，臺灣有一大批在國際生產價值鏈中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產業企業，只要政策允許，這些企業有能力在臺灣發行人民幣相關的債券或股票。這些制造業企業本身所產生的龐大人民幣需求，就足以成為拉動臺灣金融業向人民幣離岸中心發展的強大動力。
第三，臺灣在開發人民幣計價金融商品和人民幣回流方面有優勢。
雖然2012年國際上以人民幣進行交易的數額驟增近3倍，選擇人民幣作為收付工具儼然成為國際潮流，但目前人民幣在區域內和國際上還沒有被普遍接受，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投資渠道有限，離岸市場規模不大，在岸市場則處于基本封閉狀態，資本項目管制。因此，大陸一面努力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2012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為2.94萬億元人民幣，較上年增長了41.3%；同時資本項目的開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包括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RFDI），人民幣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計價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拓寬了人民幣的回流機制，而資本項目流出的渠道則包括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RODI）和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RQDII）等。
順應大陸的政策需要，臺灣可以在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與人民幣回流方面扮演獨特角色。作為重要的人民幣回流渠道的RQFII，香港是2011年才開放，目前累積額度為2700億元，而2013年臺灣一次就獲得1000億元的僅次于香港的高額度，讓香港券商都直呼"有壓力"。有了這個額度，臺灣的人民幣存款就能通過股票、債券、基金等多種渠道回流大陸，臺灣金融機構可借此創造出更多的人民幣金融商品。從香港的情況看，現階段境外人民幣資產還比較缺乏吸引力，臺灣如能切入這一領域，發揮人民幣計價金融商品的研發優勢，例如兩岸人口結構相似所面臨的退休理財金融商品等，均有助于臺灣建成人民幣離岸中心。(待續)
（本文作者朱磊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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