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現在還不是談積極財政“淡出”的時候
已經實施了一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取向必須堅持。在取向不變的前提下，明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節奏、力度、范圍、重點應作相應調整，把基本目標鎖定在拉動消費需求上
積極財政政策作為反危機的特殊手段，在我國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功不可沒。目前，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效果初顯，我國經濟正處于企穩向好的關鍵時期。那么，如何總結和評價這一階段“全方位”擴張的財政政策？在既要確保經濟回穩，又要兼顧財政承受能力的情況下，積極財政何時淡出？為此，《經濟參考報》記者12月3日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高培勇。
經濟參考報：您如何總體評價2008年11月開始實施的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政策？
高培勇：關于當前我國的宏觀經濟走勢，社會各界目前所能達成的共識起碼有兩點：其一，經濟已經初步企穩向好，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其二，我國經濟的企穩回升，迄今為止，主要靠的是政策的拉動，支持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還不強。將上述兩點共識聯系起來，可以清晰地看出，政府從去年11月開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舉措，已經顯現出它的效力。
進一步看，政府所操用的宏觀調控手段主要有兩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注意到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一大特點便是產能過剩，可以發現，貨幣政策的操用至少遇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全球性的產能過剩，在大大壓縮了企業投資空間的同時，也相應稀釋了企業的投資熱情和動力；另一方面，全球性的產能過剩，在帶來企業減薪和裁員浪潮的同時，也大大降低了人們的就業預期，從而不得不減少消費。其結果，以調低利率和增發貸款為主要工作線索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拉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功效，是肯定要打折扣、甚至打相當折扣的。這意味著，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把積極財政政策推到了宏觀調控的最前沿。事實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各國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旨在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振興”舉措，大都屬于財政政策的范疇。
經濟參考報：與1998年那次相比，這次積極財政政策在戰術應用上有什么特點？
高培勇：以我本人的視野所及，把1998—2004年間的實踐作為參照系，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體現出了兩個重要特點：
作為政府的收支活動，財政上實施擴張的工作線索就是“增支+減稅”。如果說上一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了增加財政支出一條線索上，而在財政收入一翼———特別是在減稅方面———運用要少一些，那么，這一次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則是支出與收入同時并舉、兩條線索協同作戰。在其中，不僅有擴大財政支出的傳統舉措，也有結構性減稅的新動作。就擴大財政支出而言，不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資的項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及實施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刺激消費方面的安排。就結構性減稅而言，不僅涉及到諸如增值稅轉型、兩個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等份額較大的稅種的減收，也有包括個人所得稅、二手房交易稅負、股票交易印花稅等份額相對較小的稅種的減收。因而，可以說，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所實施的是“全方位”的擴張。這可說是第一個重要特點。
除此之外，還可以看到，上一次的 宏 觀 經 濟 政 策 格 局 是 “ 松 緊 搭配”———財政上的擴張與貨幣上的緊縮相配合，兩種政策手段分別向不同的方向使勁，很難說哪一個為主、哪一 個 為 輔 。 這 一 次 則 是 “ 雙 松 搭配”———財政與貨幣同時實施擴張。當兩種政策手段同時向一個方向使勁的時候，就肯定有誰為主、誰為輔的問題了。前面已經說過，迄今為止，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性反危機實踐以及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都告訴我們，在當前這場旨在保增長的重大戰役中，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所擔負的是“主攻手”的角色。這可說是第二個重要特點。
經濟參考報：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以來，效果顯著。但對我國來說，應對如此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畢竟經驗不多。您認為2010年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應注意什么？
高培勇：可以主要歸結為兩條：
其一，鑒于當前全球經濟仍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鑒于當前中國經濟的企穩回升仍然離不開政策層面的拉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至關重要。這就是說，已經實施了一年之久的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取向必須堅持，不應也不能改變。
其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就是“逆風行事”，它是要隨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取向不變，并不意味著2010年要全盤“照搬”或“復制”過去一年的政策內容。事實上，即便在過去的一年中，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內容也是處于不斷調整完善之中的。比如，家電下鄉就是根據形勢變化和實踐進程而推出的帶有與時俱進性的政策安排。也就是說，在保持取向不變的前提下，2010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節奏、力度、范圍、重點是應當作相應調整的。
經濟參考報：繼續啟動國內消費將是明年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點，您覺得財政政策在這方面還有什么潛力？
高培勇：確實如此。迄今為止，積極財政政策安排的重點，主要放在了增加公共投資方面。這當然是必要的，但也應當看到，只有最終的消費需求被真正拉動起來并步入正常軌道，我國經濟的回暖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展望2010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安排，我以為，無論“增支”還是“減稅”，最大的調整，是把基本目標鎖定在如何拉動消費需求上。為此，可能有若干方面的事情要做。比如，對低收入群體，可“直接給錢”———通過財政增支上的安排，直接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規模，以求通過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來拉動消費的擴大。對包括中高收入群體在內的社會各類群體，則可“代其買單”———通過財政增支上的安排，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以求通過其“后顧之憂”的減少來拉動消費的擴大。再比如，在結構性減稅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通過一系列帶有總體減稅傾向的安排，力圖實現讓低收入群體少繳稅、讓高收入群體多繳稅的目標。
當然，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許多細節性的問題要解決。但不管怎樣，消費終歸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終的或根本性的力量。財政稅收政策要瞄準這一因素而努力。
經濟參考報：就像凱恩斯主義被稱為蕭條經濟學一樣，積極財政政策是應對危機的短期政策，而非長時期實施。您認為這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需要什么條件？明年上半年是時間點嗎？
高培勇：作為一個反危機的調控措施，積極財政政策當然不是可以長期實施的，早晚要淡出或退出。但是，前面說過，我國經濟在總體上復蘇的基礎并不牢固，全球經濟還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外部需求繼續下降，出口減少、產能過剩和就業困難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根本緩解，等等。這就意味著，我國正處于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鑒于當前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嚴峻性以及積極財政政策的角色定位，往前看，要讓我國經濟真正回暖、站穩并最終走出危機，積極財政政策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注意到上一次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區間長達7年，現在似還不是談論這一次的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候。如果非要談，那起碼的條件，是我國經濟回升的基礎真正牢固并步入平穩較快增長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