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時隔三年零三個月之后，中央財政收入再次出現了負增長，但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仍保持一定的增長。(《第一財經日報》9月19日)
地方財政收入增速，主要原因是非稅收入占主要比例，而它受經濟影響較小，所以保持一定的增長。數據顯示，1~8月，全國財政收入82330億元，增長10.8%。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70626億元，同比增長8.9%，非稅收入11704億元，同比增長24.4%。其中，中央非稅收入2558億元，同比增加393億元，增長18.1%，扣除清繳去年石油特別收益金收入增加等不可比影響后，約為零增長。地方非稅收入9146億元，同比增加1905億元，增長26.3%。
地方財政由非稅收入支撐并保持一定增長，在經濟下滑情況下，既不利于企業盈利，也不利于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主要原因是：
一、地方非稅收入一樣加重企業負擔。所謂的非稅收入，主要是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入、罰沒收入、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等。這項收費項目中，大部分繳納主體是盈利能力較差的中小企業，比如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罰沒收入等。當前，國家對中小企業進行結構性減稅，很多稅收都進行了減免，但是企業并沒有感覺減輕負擔，還叫苦連天，主要原因就是非稅收入沒有減下來。
二、非稅收入更加增加納稅人痛苦。與稅收收入相比，非稅收入沒有固定性和可預期性，政府什么時候想出個文件征收一個什么費用，就能在短時間完成，什么時候征收、依據是什么等，隨意性非常大，而且，非稅收入憑借的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無限制的權力，這樣，企業負擔增加的同時，痛苦指數也隨之增加。再比如政府罰沒收入，有的地方和行業根本不公開罰款的依據和理由，只發一個罰款通知或者給個憑據，讓納稅者很難接受。另外，非稅收入的去向和用途，納稅人也根本無從監督。
三、非稅收入增加權力尋租成本，制造新的不公。由于非稅收入沒有固定的法律支撐，全憑地方政府和部門手中的權力征收，自由裁量權很大，而且不受監督制約，這就給權力尋租帶來很大空間。比如，一部分企業和地方政府或者某部門的領導關系好，就可以通過權力尋租少繳納非稅收入，而沒有關系的企業要么承擔更重負擔，要么通過各種關系圈進行權力尋租。這樣，既增加了企業負擔，又造成新的不公平。
在經濟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國家減稅讓利不能只盯減稅，還要盯住非稅收入，只有將稅收和非稅收入都減下來，讓企業真正減輕各種稅費負擔，它們才能輕裝上陣，及早擺脫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在減稅的同時，對非稅收入不加限制，甚至放縱其增長，一方面大大削弱減稅的效果，造成民怨，另一方面也阻滯經濟整體上的止跌回升。(李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