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引起社會對“三農”發展的廣泛關注。這一表述既是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城鄉居民財產權利平等的必然要求，對實現城鄉平等、增加農民收入、推動新型城鎮化和現代農業發展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目前，我國戶籍農民很少或基本沒有財產性收入。現實中大多農民擁有的最大財產往往是住房和集體所有土地，但農民在自己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子沒有完整產權，不能抵押、擔保，也不能出售給本村以外的成員；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同樣不能抵押、擔保，如果是集體建設用地上市，需要先征地轉為國有土地，但轉為國有土地上市的巨大價差與農民集體無關。如果是承包地，除了不能抵押、擔保，在流轉中也面臨收益權得不到保障的各種風險。因此，近些年不少專家呼吁，加快農民增收，就要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無疑抓住了農民增收的核心環節。按照這一要求，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使用權利，就是使農民能夠以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擔保等活動，同時探索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這將有效緩解農業農村發展中面臨的融資難題，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我國農民財產性收入過去一直很少，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和保障“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要求，還需要在具體實現路徑和方法上采取針對性措施。在土地承包權抵押擔保方面，2003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就規定，林地使用權可抵押、擔保，2008年黨中央又進一步提出林地承包經營權人可依法對擁有的林地承包經營權和林木使用權進行轉讓、入股、抵押。但在各地的實踐中，林地抵押擔保困難重重，有些困難具有普遍性，不是單個地方能夠解決的。林地是農村集體土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林地抵押擔保面臨的困難，勢必將反映在土地承包權抵押擔保等方面。

　　同時，新型城鎮化建設正在加快推進，更多農民將從農村轉移出來。對農民來說，轉移進城面臨兩大難題，一是農村住房如何處理，能否變換成進城所需要的資金保障；另一個是承包地，身份轉化為市民之后是否能繼續保留承包地收益權、是否能自主處置承包地使用權，等等。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解決不好，農民很難放心進城。在以往的實踐中，一些地方常常動員農民進城之后收回農民的承包地，但農民在城里的工作收入得不到保障，鄉下的承包地又被收回，造成實際生活水平沒有明顯提升。

　　此類問題有些是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些是過去留下的“硬骨頭”。對此，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以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農村改革發展難題。（瞿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