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一位77歲的老人常會在深夜步行經(jīng)過天安門附近的東長安街，他就是當時牽頭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的彭真。為了盡快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披星戴月，在3個多月時間里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徐推開了塵封已久的“法律之門”。

　　“中國的歷史發(fā)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1978年的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一位政協(xié)常委提出了一個很多人敢想不敢說的話題。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令無數(shù)中國人倍感法制陵夷的傷痛。正因此，在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鏗鏘有力地宣告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讓很多老同志激動得熱淚盈眶：“法制的春天到了！”要法制，不要人治，成為改革中國的制度出發(fā)點。

　　在法制的廢墟和人治的積習上起步的改革，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一蹴而就。

　　正如法學家所言，法的誕生與人的誕生一樣，一般都伴隨著劇烈的陣痛。人們還記得，在江浙一帶走街串巷的小販，可能會因車筐里的幾只雞鴨被控“投機倒把”；外資領域的立法欠缺，也讓不少外商心存忐忑，擔心投資“有去無回”。遞個“條子”、打個“招呼”就能成為私營企業(yè)邁不過去的坎，讓不少“闖灘者”折戟沉沙。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對鄧小平的話感同身受：“搞四個現(xiàn)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走出中國改革的新路，必須在市場與法制方面齊頭并進。

　　“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深圳說出的質(zhì)樸而深刻的道理，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時代定下法制基調(diào)。自此，“法治”和“市場”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大關鍵詞。這一年，北京新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全市庫存的公司執(zhí)照8月份即告全數(shù)發(fā)光，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diào)運一萬個執(zhí)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對社會的激活、法治對市場的促進，由此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從農(nóng)村治理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到中央層面一再強調(diào)黨要在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nèi)活動，依法限制權力濫用也成為貫穿改革歷程的另一重心。

　　在社會主義制度與法治的關系上，我們走過了一條艱辛的探索之路。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字面上的變化，昭示著由改革道路決定的制度命運。舉國上下不懈奮斗幾十年，來之不易的改革成果，拿什么來保護？“摸著石頭過河”積累下來的寶貴治理經(jīng)驗，靠什么來鞏固？如果公民合法財產(chǎn)有可能須臾成空，社會的安全感普遍缺乏；如果社會誠信缺失，人相害而不相幫；如果政府行為朝秦暮楚，決策過程暗箱操作，如何稱得上現(xiàn)代國家，又怎么稱得上治理的現(xiàn)代化？正因此，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復強調(diào)，“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國，就是讓每個人的安全感得到法治的承諾，讓每一份合法財產(chǎn)得到法律的看護，讓每一項合法權益得到正義的匡扶，讓每一分改革信心和改革活力都有法治呵護。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有外媒評論，當代中國，唯一不變的東西就是變化本身。在這個充滿著無限可能性同時也意味著極大不確定性的時代，必須讓法律成為所有人的行為指針，從而為時代鋪設前行的路標，讓人們看到可預期的未來。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利益多元、價值多元的時代，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每項改革措施都于法有據(jù)；堅持嚴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面對不同聲音、不同主張，“請用法律說服我”，不斷培育人們對法治的信心……樹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將是我們所能給予后來者最寶貴的饋贈。

　　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重溫這句教誨，不僅包含著人們對“好制度”的向往，也意味著在良法之下“做個好人”的德性之治。正如法學家拉德布魯赫的寄語：法律秩序關注的是，人類不必像哨兵那樣兩眼不停地四處巡視，而是要能使他們經(jīng)常無憂無慮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

　　這是法治作為制度文明閃耀出的人性之光。讓我們寄望于這個秋天，期待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能喚起的制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