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的名字有什么來頭?這是許多人剛剛告別懵懂,就開始思索的命題。筆者來自安徽大別山一個名叫“響腸”的小鎮,附近還有“湯池”“割肚”“無愁”等地名。這些地名初一聽頗為奇怪,但聽老人說了它們的來歷,發現串起來就是一個傳奇故事。

　　無論在何處,地名的故事總在民間代代相傳,成為當地人共同記憶的一部分。從同一塊土地走出去的游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相聚時如果提起某個彼此熟知的地名,立馬變得熟絡起來,普通話立馬變成外人難懂的家鄉話,然后在他鄉陌土接續起鄉情、友情。

　　地名,猶如照亮游子回家路的燈,永遠璀璨。記得前幾年安徽巢湖市被撤銷,一位老家在巢湖的朋友自嘲說:“剛回國,發現老家沒了。”盡管是戲謔之言,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游子們自知了。

　　筆者的老家在安慶下面的一個縣里,大家都知道文學史上有個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我老家就在那附近。小時候農村很窮,一些人家雖然不識字,但閣樓上保存了許多線裝書,輕易不敢動。他們說:“這是祖宗留下的,不能動。”自己不識字了,對祖宗的書籍依然如此珍惜、恭敬,人們對文字的尊崇和敬畏可見一斑。

　　在我老家的小鎮上,標志性建筑是河邊的一座三層樓高的青磚塔,是清朝留下的,上面刻著三個大字——“惜字亭”。老人們說,古時候人們燒有字的東西,家里不能燒,要拿到惜字亭邊燒才沒有罪過。正是因為有這種尊重文化、尊重文字的民風和傳統,我們那也出了一些文化名人,如陳獨秀、趙樸初、朱光潛、張恨水等。如今,盡管是窮鄉僻壤,某家孩子考上北大清華,并不罕見。

　　除了家鄉的地名之外,人們也會把眼光朝向那些散落在歷史典籍、經典名篇中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地名。它們聯結起歷史與當下,聯結起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歷史記憶。

　　最近陪女兒一起讀《三國演義》,我對書中的三國地圖很癡迷,還不時在網絡地圖中搜索和對比。我驚奇地發現,原來寶雞就是大名鼎鼎的陳倉,秣陵是后來的建業如今的南京,諸葛亮一氣周瑜的南郡已改為江陵。此外,還有揮淚斬馬謖的街亭,有孔明七星燈滅的五丈原,有斜谷、子午谷、陽平關、定軍山……一個個地名本身就是歷史,就是融入中國讀書人血脈中的文化基因。

　　正因為地名承載著諸多歷史、文化內涵,注重延續性是古今中外的一個基本原則。在歐洲,由于基督教的影響,城鎮布局大都是市中心一個大教堂,伴之一個大廣場,方便市民聚會活動,旁邊則是市政廳。有了這個基本布局,雖經千年風雨,歐洲城鎮的位置、名稱等一般變化不大。有些城市的老城甚至數百年不變,巴黎老城和布拉格就是典型例子。

　　對歷史的銘記亦是中外雷同。筆者在布魯塞爾工作時,常帶國內來客去市中心大廣場轉,一定要在馬克思常光顧的天鵝咖啡館合影留念。在日內瓦湖溜達,你會發現,一百多年前茜茜公主遇刺地亦有銘牌標識。德國不來梅市古老的市政廳地下酒窖里,其“鎮窖之寶”是珍藏有數百年前葡萄酒的大酒桶,著名文學巨匠歌德曾品嘗此酒。只有尊貴的客人來臨,東道主才會打開酒窖讓人一睹芳容,或許還會驕傲地朗讀歌德歌頌這酒的詩句。酒桶散發的酒香猶如一個跨越時空的媒介,讓人們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可以時光倒流與歌德對話。

　　在筆者印象里,歐洲人對地名的執著,恐怕很少有超過“滑鐵盧戰爭”的了。滑鐵盧小鎮位于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以南約20公里,200多年前的“滑鐵盧戰爭”改變了歐洲乃至世界歷史進程。一到“滑鐵盧戰爭”紀念日,世界各地的歷史愛好者以及拿破侖迷、威靈頓迷會自帶專業歷史服飾,匯聚滑鐵盧,“情景再現”當年的戰爭場面。筆者有幸觀摩過一次,圍繞當年拿破侖指揮部所在村子的爭奪異常激烈,硝煙彌漫,炮聲、槍聲震耳欲聾,喊殺聲、戰馬嘶鳴聲撕心裂肺,不由得讓人有時光倒轉之感。讓人驚詫的是,“情景再現”幾乎復制當年的進攻路線,村鎮、據點名稱仍相同,經典一幕在200多年前曾血流成河的土地上再現。人們對歷史的癡迷,可見一斑。

　　當然,地名并非一刀切不能改。地名能不能不改,這應該由歷史來回答,不能一概而論。一些地名的更改,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比如,三國時,成都叫益州,成都的名字本身承載了諸多歷史與文化,如今若硬是要改回益州,恐怕支持者不多；再比如,徐州更早前曾叫彭城,是楚霸王項羽的都城,別稱可以,官方似乎就沒有必要再改回彭城了。(吳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