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是最古老的傳播媒介，在沒有文字和紙張的時候，謠言被口口相傳，不脛而走；在出現了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介的時候，謠言則堂而皇之，粉墨登場，扮演各種角色；而在互聯網時代，謠言似乎插上了翅膀，聲勢喧囂，恣意橫行，給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如何來破解謠言？人們第一反應可能是想起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謠言止于智者”。好像我們只要提高認識、加強理性，謠言就不攻自破。有學者由此樂觀判斷：網絡空間存在著“無影燈效應”，只要每個人都享有充分自由，廣開言路，觀點和觀點之間會相互補充修正，形成“意見的自由市場”的，最終所有“陰影”會得到消除。謠言不攻自破，這個論斷事實上就是“謠言止于智者”的現代版演繹。

　　從傳謠者角度來看，謠言經常成為“智者們”追逐名利的手段，由此被稱為“智者的陽謀”。歷史上就有“欲得天下先造謠”之說。如秦末陳勝、吳廣起義之“大楚興，陳勝王”謠言，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之“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 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謠言，唐末曹州王仙芝起義之“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謠言，以及元末韓山童紅巾軍起義之“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謠言等，均通過“智者”的謠言造勢，達到取勝目的。現代社會中謠言同樣在各個領域興風作浪。傳播謠言的主要有以下四類“智者”：一是謀求一己之利者，他們通過損害他人或群體的利益來謀求一己之利；二是廣義上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傳播謠言是為了吸引眼球；三是追求集團和部門利益者；四是惡意中傷者，他們傳謠是為了泄私憤，打擊報復對手。

　　從信謠者的角度來看，信謠并非因為不夠聰慧。人在焦慮、恐慌與憤怒時，同樣會喪失理性而信謠。一方面，面臨安全威脅時，人們有可能恐慌，地震、毒氣泄漏、爆炸等謠言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因為這些事件的后果太過嚴重，很多人的第一選擇并不是理性考證，而受“寧可信其有”的觀念支配。另一方面，越是有刻板意見，越可能信謠，如涉及敏感事件（如涉官、涉富、涉警、涉星等），容易引起泄憤式謠言，在此情形下，公眾往往不愿意進行理性溝通，甚至明知是謠言還會積極傳播，以達到“打擊強者，安撫弱者”的目的。

　　從謠言的形成過程來看，謠言與人性有關。由于人的趨利避害性，人們在信息交流時，會有選擇性地接收他們想要的信息，或者更傾向于接受他們相信和愿意相信的東西。結果是，當一個信息模糊不清時，人們想把這個支離破碎的不完整的故事明晰化，這樣，每個人都可能有意無意地往信息里面摻雜自己的情感、需求及記憶。傳播心理學把這個現象稱作為選擇性接受、選擇性接觸（或選擇性注意）、選擇性記憶。謠言心理研究的先驅奧爾波特曾在實驗條件下，認為謠言的信息異化具有以下三個過程：拉平、銳化和同化，主要有以下過程：加入幽默有趣的虛假消息；加入令人震驚的鮮為人知的細節；刪除一些限定性的語法和條件；簡化一些特定情節；添加一些更為熟知的細節。

　　謠言的產生除了與人的理性缺失有關外，還與焦慮、恐慌、憤怒、期望等心理有關。基于此，謠言的治理除了奉行“謠言止于智”外，還應該同時確立另外幾個相關原則：

　　其一，“謠言止于知”。謠言的產生往往是公眾面臨安全威脅時集體求知的行為，有時是一種“投石問路”的特殊方式，因此，發生重大謠言時，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發出權威聲音占領輿論主動權。應該注意的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也需要政府對節奏的把控，不能盲目求快，把握好時、效、度的平衡。

　　其二，“謠言止于制”。正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治理謠言的關鍵。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法國、英國、西班牙、德國、墨西哥、印度等國家都頒布了相關法律，對制造網絡謠言者處以罰款、徒刑甚至終身監禁的處罰。我國也應該完善相關法律，并對謠言與言論自由劃清界限，有法可依，有的放矢，保護公民的正當權利。

　　其三，“謠言止于治”。謠言有賴于良好的社會治理，它既需要政府重拳出擊，也需要善用社會民間力量，協同合作。如恐慌類、泄憤式的謠言需要政府第一時間發布權威消息，生活類、科普類的謠言則可以依靠民間力量完成，而娛樂類、期望表達的謠言往往并不具備破壞力，可以依靠網民的自我凈化。因此，最佳辟謠方式應是政府權威信息供給、傳統媒體及時跟進、網民的自我凈化（意見領袖、民間組織、網民相互討論）三者聯動協同完成。

　　總之，謠言的傳播動機非常復雜，絕不僅僅是提高公眾理性和媒介素養就能遏止，必須通過系統化手段，進行差異化管理，才能有效遏制謠言的傳播。

　　（作者系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