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來自吉林省的林立諄（化名）賣掉了家鄉的房子，在海南省三亞市選購了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想要給年邁多病的母親作療養用。但是，2015年4月，他的房子卻被認定為違建遭到強拆，三十多萬元的購房款血本無歸。他們找開發商要錢被告知經營困難，控告政府部門被法院駁回起訴，51名住戶的上千萬購房款均打了“水漂”。據《京華時報》報道，在三亞，僅同一小區，和他有同樣遭遇的，就有一千多戶。

　　三亞這一被認定為違建而要求拆除的小區，并非沒有任何手續，小區沒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但取得了城鄉規劃主管部門的建設工程設計方案審查文件，報建手續辦了70%。只是樓盤落成、居民入住，手續沒走完，于是就成了違建。開發商倍感委屈，質疑政府強拆行為不合法不合理，但執法部門關于違建的認定卻也屬實；住戶聯合起訴，但行政處罰決定的雙方是三亞市執法局和開發商、投資公司，住戶不是相對人。看上去這就像個死結。

　　這個局面用譴責“受害者”的邏輯，可以解釋為住戶貪圖低價，明知手續不全還買。如果止于親友間的警示提醒，倒也無礙，但如果作為對公共糾紛的分析，卻模糊了焦點。至少在三亞的案例里面，地方政府為樓盤背書的角色不可忽視。比如，銷售人員一度宣傳，“副市長都來為我們站臺宣傳”，這是政府信用制造的一重錯覺；邊審邊建，建設工程設計方案審查文件也走下來了，說明當地政府對小區的建設情況心知肚明。一棟小區拔地而起，審批程序一度按部就班，它本身傳遞出默許樓盤建設的信息，這是另一重錯覺。

　　這些年，開發商為了盡快實現資金回籠，邊建設邊送審成為許多地方通行的潛規則，未批先建、事后補齊手續的也不在少數。因為土地財政，地方政府通常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那些本來抱有疑慮的購房者，看到城鄉規劃主管部門發放的實實在在的審查文件后，誰還會懷疑呢？如果行政執法部門覺得有理有據，那么該追問：高樓起來的時候，執法部門去了哪里？

　　市場經濟里面存在著諸多信息不對稱，所以政府的存在才有必要。政府有監管之責，得以第三方的中立角色來彌補信息不對稱的溝壑，這樣的市場才能給人以穩定的預期。人們買房置業、投資炒股等各種社會化行為，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礎之上，對市場的評估才可靠。我們呼吁公共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與要求三亞政府為樓盤背書的信用不能說丟就丟，強調的都是同一個邏輯。

　　法治經濟只是市場經濟的一個講法，忽視了信用的重要性，在程序上占理的政府部門，反而可能在公共信用上反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