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國內法沒有作修改，則是否給予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仍然從屬于它們國內相關部門的行政決定，而不是時間一到就自動獲得。

　　“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自中國2001年加入WTO后，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外交議題。近期，歐洲議會通過決議，不支持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再次引發社會各方面熱議。目前國內流傳著一種說法：按照15年前的《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以下簡稱《加入議定書》），2016年之后，中國將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事實是這樣嗎？

　　首先，“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法律技術概念，適用范圍非常具體，并非公眾所理解的經濟制度概念。這個概念來源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內法，僅在貿易救濟領域（具體來說是在反傾銷和反補貼領域）能夠用到。同樣，在國際條約的層面，包括《加入議定書》也僅針對貿易救濟中的反傾銷和反補貼問題。因此，這個法律概念本不涉及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制度問題，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不能被泛化，更不能誤認為中國搞市場經濟還需要西方國家的承認。

　　其次，是否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不是靠WTO協議和《加入議定書》能夠解決的，相反，它受制于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國內法。在中國加入WTO之前，美歐對華反傾銷適用替代國價格的立法和實踐，已經存在了20多年。在加入WTO 談判中，中方明確要求終止這一做法。《加入議定書》第15條（a）項允許對中國可繼續使用替代國方法計算國內價格，而第15條（d）項明確規定了替代國做法的15年終止期。但從條文上看，“市場經濟地位”本身和“替代國做法”這兩個本來應該區分開來的問題，被捆綁在了一起。根據這一條款，如果中國根據美歐的國內法，證實自己是一個市場經濟體，或根據其國內法證實一特定產業或部門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第15條（a）項可能在2016年12月10日之前終止對中國或特定產業部門適用，從而獲得“整體”或“局部”市場經濟地位。但從之前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國內法規則和實踐來看，整體獲得并無可能，僅在極少數調查中能成功獲得“局部”市場經濟地位。而根據該條款的其他相關項，2016年之后，美國和歐盟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決定是否在整體上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或給予中國特定產業的個別市場經濟地位。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國內法沒有作修改，則是否給予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仍然從屬于它們國內相關部門的行政決定，而不是時間一到就自動獲得。

　　第三，美歐不能對中國再繼續適用替代國價格做法。《加入議定書》第15條（a）項目（ii）已經明確規定了替代國價格做法的終止適用。理論上，既然《反傾銷協議》適用于對華反傾銷調查，第2條第7款下的替代國價格條款也可適用。然而，這一特殊方法的適用范圍有明顯的限制，即限于“貿易被完全或實質上壟斷”，且“所有國內價格均由國家確定”，同時要求“存在特殊困難”。中國當前的經濟貿易體制已遠非蘇聯時期可比，即使美國和歐盟要牽強援引《反傾銷協議》第2條第7款，它們也很難證實中國的現行體制符合上述適用條件。

　　第四，美歐正在尋求新的限制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的方法。根據《反傾銷協議》第2條的規定，國內價格的計算方法，一般是用出口國的國內價格，也就是說，在針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的時候，本來應該用中國的國內價格。但是，在《反傾銷協議》第2條第（2）款下，在沒有國內銷售，或國內銷售過低，或所謂的“特殊市場情況”的三種情況下，可以用出口國對第三國的出口價，或者用“結構價格”來計算正當價值。替代國條款到期期限臨近，美國和歐盟正在尋求下列可能的變相限制方法：以中國未能滿足市場經濟條件，或中國是“非市場經濟”本身為由，認定中國“國內市場存在特殊情況”，因而拒絕適用中國國內銷售價格作為正常價值，轉而采用向第三國出口價格或結構價格。盡管與原有替代國價格相比，上述方法對中國的不利影響要小得多，但仍然不容忽視。另外，自2006年以來，美歐已改變了以前對中國不采取反補貼措施的傳統，反傾銷和反補貼并用的“雙反”措施，已經成為其對華貿易限制的新常態。

　　綜上，“市場經濟地位”這個特定的概念并非國家經濟制度，中國在美歐的反傾銷調查中，也不會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由于美歐給予其他國家市場經濟地位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法律論證，2016年后美歐仍不太可能在整體上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或給予中國特定產業的個別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從2016年12月10日起，美歐有義務廢止替代國價格做法，這在法律上是確定無疑的。如果美國和歐盟仍然采取“庸人自擾”的態度，繼續維持替代國價格做法，我們可以結合其反傾銷具體措施起訴到WTO。

　　“沉舟側畔千帆過”，替代國做法的局部限制影響，并沒有阻止中國貨物貿易迅速發展并躍居世界排名第一的步伐，而這一長期困擾中國政府和企業的沉重一頁終將翻過。我們既要認真對待替代國條款到期廢止的權利，也要理性、客觀、平淡地看待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排除外來干擾，專心搞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陳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