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防止棄嬰在野外受到不良環境侵害、延長嬰兒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莊市社會福利院在院門外建起這座“棄嬰安全島”，作為棄嬰接收設施和臨時庇護場所。截至今年1月底，共發現棄嬰26名。（《中國青年報》2月29日）

　　就是這么一個只有2.5平方米的專門接收棄嬰的小屋，卻引來很多爭議。網絡媒體在轉載這則報道的時候，統統把標題改為《石家莊福利院設棄嬰接收設施 被指鼓勵遺棄行為》。網絡媒體已經從標題中表達了對“嬰兒安全島”的褒貶立場。當然，從“人人都喜歡壞消息”的心理角度出發，放大“棄嬰安全島”的負面效應，從質疑的角度“預設立場”完全可以爭取到更多的關注度。

　　“棄嬰安全島”到底是在尊重生命還是縱容遺棄？我更認同石家莊社會福利院院長韓金紅的說法，“既然我們改變不了遺棄這一行為，但可以改變遺棄的結果”。先不說“棄嬰安全島”參照了德國、意大利、捷克、俄羅斯這些國家安置棄嬰的經驗，單單放在我們身處的現實中，僅僅靠一個“犯法”遠遠無法杜絕棄嬰的存在。那些生活境況不如意的人們，他們對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遠遠還未達到我們期望的高度，這其中有觀念的原因，也有經濟的原因。

　　報道中石家莊福利院院長韓金紅舉的一個例子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幾年前，石家莊社會福利院曾找到過一個棄嬰的父母。他們來自農村，孩子生病需要花3萬元，可家里砸鍋賣鐵只能湊到8000元。最終，他們決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門口，因為“在家里是死路一條，扔在這兒至少還有救”。

　　既然無法阻止棄嬰的發生，那么，與其把孩子遺棄在難以被人發現的角落，不如設置一個專門的設施來保護他們。與那些躺在紙箱里或者編織袋里甚至遭到流浪貓狗啃食的棄嬰相比，“安全島”里的棄嬰是不是更幸運一些？

　　至于說“棄嬰安全島”的存在會不會“鼓勵不負責任的人做不負責任的事”、變相縱容棄嬰行為，其實完全可以用事實作答。據新聞披露，“棄嬰安全島”設置以來的2011年6月至11月間，共接收嬰兒21名，但石家莊社會福利院在全市范圍內接收的棄嬰是75個，低于前兩年。這說明，“棄嬰安全島”的存在，并沒有誘使“不良父母”增多。而且，“棄嬰安全島”也明顯提升了棄嬰的救治比率。

　　當然，我并不否認那些對于“棄嬰安全島”的質疑，它至少體現了人們對生命的敬畏。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關于倫理道德的討論，并不能脫離現實的土壤。無論有多么高尚的理由，倫理不是只靠說講或關在書齋里討論就能濟事的。倫理學說需要直面社會，在實際生活中發揮作用。如果脫離了現實境況，僅僅從紙面上或者哲學意義上討論倫理道德，那么我們很容易鉆進死胡同，碰到現實難題時，倫理難免陷入悖論。

　　想起兩年前“天津重癥女嬰被父親放棄治療”的新聞。該女嬰在出生時就發現患有肛門閉鎖、多發瘺、腎積水、心臟卵圓孔未閉等先天缺陷，在醫院里接受了13天的治療仍未有好轉跡象，醫生已經確認女嬰治愈的希望不大，孩子的父親決定放棄治療。但是，愛心志愿者強烈反對女嬰父親的做法，他們強行將女嬰帶到北京救治，結果將自己置于進退兩難之地。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強調倫理的高標準，以至有某種道德潔癖。比如，看到酒店等場所免費放置安全套，就認為是縱容色情交易，不懂得兩害相權取其輕。漠視現實的艱難，單純地放大愛的倫理，只可能將道德架空。

　　這世界上沒有那么多狠心、不負責任的父母，不到迫不得已沒有人會遺棄自己的骨肉；即便是再發達再文明的國家，棄嬰也難免存在，這就是現實。既然如此，那么關于“棄嬰安全島”的指責是不是可以更理性一些，簡單地將其置于“鼓勵縱容遺棄行為”的指責中，并不一定能證明自己對生命有多關愛。（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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