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仍糾結于“什么是公車”？

　　北京財政局日前公布全市公車數量，此舉引來贊譽，但也有對數據真實性的質疑，因為這個數字與公眾感知不同。統計官員及專家稱，公眾感知與數據差距過大，與采用最小統計口徑有關，而公車的概念，不應限于黨政機關以及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用車。（央視《新聞1+1》4月4日）

　　按照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一個問題一旦過于寬泛和籠統，就沒有任何可以辨析的價值，因為這樣的問題“外延太大”，在沒有任何限定條件的前提下，無論再怎么旁征博引，都無從證明真偽。在我看來，討論公車數量的問題，也陷入同樣的困境。

　　統計官員和專家都在說，感覺出入較大是統計口徑過窄所致。這樣的解釋很有道理，可公車數量的多寡，問題不在于口徑，而是不管是窄是寬的口徑，我們都如同霧里看花，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如果說6萬多輛公車是窄口徑之下的統計數據，那么這一統計口徑涵蓋的單位都是哪些、不同級別者詳細劃分的數量是多少等等，這些問題，我們一無所知。當一個需要澄清太多問題的新聞消息，短小精悍得像一條嘩眾取寵的微博，只會引起更多的疑問和好奇。無怪乎這一數據公布近一周來，圍繞著這一數據，公眾要么是跟著感覺走，要么是在拼命地進行“數據考古學”后做小學加減法層面的算術題——看看不同時段公布的數據能否在邏輯上自圓其說。

　　這不是一種常態的監督模式。這說明公眾不過是被動的接受者，而非主動的參與者。在不對稱的信息之間，不管統計口徑是大是小，無論你有多么積極主動的監督意愿，到最后永遠都只能在外圍打轉，根本無法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質疑論據。一旦質疑止于凌空蹈虛，被質疑者就有足夠的底氣來回應質疑甚至對質疑視而不見。

　　出現這樣的情況，說明公車數量的公開，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被監督”而來，而是作為治理堵車方案的具體措施之一，來輔助說明治堵的成效。因為在去年底北京公布的交通治堵方案中，就有北京市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的措施，面對公眾提出的“我不知道原來有多少，怎么知道沒有增加”的疑問，官方不得已才公布公車數據。

　　可現在的問題是，即便我知道了原來有多少，也不清楚有沒有增加。因為，對于任何一個無法接觸到這個數據全貌的人來說，這永遠是一個無解的命題，既沒有統計的手段，更沒有統計的能力。無論口徑大小，監督者永遠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劣勢地位”，有心監督卻無法監督。

　　真正能夠對公車數量形成有效監督的是財政預算，這道理很簡單，公車的增減必然要體現在財政預算的變動上。公車數量是否合理、有無增加以及公車消費是否超支等核心問題，完全可以從用于公車的預算開支上正本清源。不過，要實現這一目標還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近期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部門預算賬本即可看出，雖然內容在細化，解釋文字在變長，但核心問題依然沒有觸及，特別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三公消費”，依然是一個謎。沒有預算監督作為支撐，想要真正監督公車數量，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無解的命題。（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