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戴罪升職”看火箭式提拔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田國良先生，最近完成了一項科研課題，名曰《省部級干部腐敗案例研究》。該課題就高官腐敗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后發現，腐敗高官八成受賄，所選案例約有63%的案主在作案后仍獲提拔。

　　這項研究結果的亮點，應在于“六成高官作案后仍獲提拔”。它難免會進一步強化許多人內心的這樣一個感覺：咱們官場社會真寬容！如大家所知，關于領導干部“帶病復出”、“帶薪服刑”的事兒，媒體已經議論得略顯疲勞。于是最近又有一個新詞橫空出世，叫“戴罪升職”，說的是河南最近連續被曝出5起被判有罪的干部官兒照當的怪事。

　　沒想到才過幾天，又有“戴罪升職”怪象被公之于世。從田國良研究的時間跨度來看，“戴罪升職”其實不是新問題。因為，課題主要研究對象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副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那么副省部級以下的“戴罪升職”現象，想必更為可觀。

　　所謂“戴罪升職”，究竟是犯罪后被發現仍獲提拔，還是用人失察而獲提拔？新聞報道中沒有提及。我想，這兩方面情況應當兼而有之。有報道說，河南固始縣國土局礦產稽查大隊隊長許新被公開宣判為玩忽職守罪，免予刑事處罰，結果，他的升遷之路由此鋪開：調任為縣國土局辦公室主任、黨委委員，很快又升任為國土局副局長，堪稱火箭式提拔。綜合分析，“戴罪升職”產生的原因，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火箭式提拔；二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未鋪開。

　　關于火箭式提拔，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時候，這種提拔方式是違反法定程序的。而上級領導之所以超常規提拔干部，往往與其自身利益有關——要么被提拔者與自己有權錢交易，對方被提拔后，某種程度上就有了更大的抗調查能力；要么對方是親屬或親信，提拔他們可為自己留條后路。既然其中有利益關系，有“病”或有罪問題自然就被忽略了。

　　阜陽窩案中就有個典型人物，叫尚軍，原本是個頗有姿色的普通女工，自打與王懷忠、王昭耀兩位高官有了曖昧關系后，馬上就坐上了升遷的火箭：從女工，到警察，到警長，到法院院長，到衛生廳副廳長，直到階下囚，歷時不到6年。可見，突破程序的火箭式提拔，絕大多數都是病態的，都必須警惕。

　　至于官員財產申報，當然也是預防“戴罪升職”的有效途徑。因為這項制度，本質上是個全民監督制度，一旦官員申報的財產與事實不符，群眾雪亮的眼睛就會及時發現。

　　綜合來說，一切腐敗問題的根源，還是民意缺席。無論是火箭式提拔，還是財產申報制度的闕如，終歸還是回避了民眾的監督與感受。因此可以說，好制度，更需好監督護航。（椿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