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二胎放開詳解。

　　“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二胎的政策意味著中國最年輕的夫妻可以有兩個子女，只要他們樂意。”美國《華盛頓郵報》的這句“樂意說”只是眾多外媒議論“單獨生二胎”新政的一個角度。“單獨生二胎”政策在歷時5年的深入調研和論證后出爐，被外界解讀為“順應民意”，也是中國為保持“人口紅利”最大化和持續性采取的還算及時或“略晚了點”的調整。過去三十多年，外媒對中國的計生政策褒貶不一，但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獨生子女政策已重塑中國社會。當然，中國也頻繁地被與進入“超老齡少子化社會”的日本相提并論。如今，在新一輪對中國人口問題的議論中，又出現了“必要說”、“危機說”、“天時地利說”等不同的新視角。

　　人口政策微調需“天時地利人和”

　　“中國調整獨生子女政策，可能是一個明智的理念：這對中共保持經濟增長和掌控政權不可或缺。”美國《周刊報道》11月12日發表了這樣一番具有“前瞻性”的評論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通常被國外媒體稱為“獨生子女政策”。連日來，有美國媒體猜測說，獨生子女政策的調整不僅會給中國帶來房價下降等社會現象，甚至連美國農場主也將感到隨之而來的變化，因為中國未來會從他們那兒進口更多糧食。俄羅斯《報紙報》16日在題為“中國兄弟姐妹合法化”的文章中評論說，放松獨生子女政策可以幫助中國保持住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環球網“第一話題”17日進行的網民調查顯示，認為“單獨生二胎”新政意味著計生工作松動的人占76%，認為計劃生育政策不會放松的占24%。《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5日在題為“中國為何現在放寬獨生子女政策”的報道中，援引一名中國專家的話說，“這是中國走向允許所有夫妻生二胎的中間步驟”。但文章評論說，尚不清楚的是此舉將如何改變中國家庭的生育觀念，因為“在某些試點地區，出生率仍低于預期并保持穩定”。也有外媒認為，在中國，適合“單獨生二胎”的夫婦總量不是太大，預計該舉措不會讓中國出現嬰兒潮。

　　對于中國“單獨生二胎”新政，《日本經濟新聞》16日評論說，中國目前面臨老齡化加速、勞動力不足和社會保障費用增加等問題。放開“單獨生二胎”有助于增加年輕人口，緩解將來人口減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單獨生二胎”政策能否實現勞動力人口增加尚不明朗，因為在中國城市地區不想生孩子的夫婦在增加。報道還稱，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之前一直以人口多作為國力象征，最高領導人鼓勵多生孩子，導致中國出現全國性糧食危機。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政治與預測中心高級專家葉麗娜·巴熱諾娃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研究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她17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實施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像硬幣的兩面”，中國在控制住龐大的人口規模時，也逐漸出現人口老齡化等棘手問題。因此，她認為，“單獨生二胎”政策是中國為解決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問題的正面決策。

　　在日本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江原規由看來，中國“微調”獨生子女政策的意義重大。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要想成就大事，必須要占據“天時”、“地利”和“人和”，實現“天時”、“地利”和“人和”的“三位一體”。江原規由向《環球時報》記者解釋說，人口問題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當中國意識到“人口紅利”可能減少時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這就是“天時”;政策調整關系到中國的城鎮化發展等問題，這就是“地利”;但從日本提供的“少子化”教訓看，中國“既有希望生兩個以上孩子的家庭，也有不想要孩子的家庭”，因此，實現“人和”很難。

　　“中國人口政策更深思熟慮”

　　在“單獨生二胎”新政明確之前，有關中國官方宣布“實施計劃生育政策40年來少生4億人”的報道也引起過國際關注。烏克蘭通訊社12日分析說，這表明中國政府還不打算完全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畢竟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沒有根本改變。美國《商業周刊》近日報道了“中國計生官員談少生4億人口的好處”，同時也提到“中國人越來越形成一種共識，人口老化、勞動力萎縮、性別失衡等問題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壓力”。文章說，中國即使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也可能為時已晚，與其他國家極為相似，大部分中國人表示他們更傾向于較小的家庭，甚至70%的農村家庭也只想要一個孩子，“計劃生育政策已不再是決定人們生育選擇的關鍵因素”。美國《石板書》雜志網站刊文稱，中國出生率降低不應完全歸功于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由于避孕技術的發展、女性的獨立性上升以及浸淫于全球的流行文化，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出生率都已急劇下降”。

　　不可否認，有一些國家的媒體和民眾，甚至是知識分子依舊對中國推行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缺乏了解。《環球時報》記者前不久在剛果共和國馬里安·恩古瓦比大學校園采訪時，一群研究生主動問起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有的說：“有西方媒體報道稱中國在生育上提出的限制是不尊重人權的。”但這樣的疑惑或誤解也正在減少。一直關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英國人口老齡化學會學者皮爾·波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近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可以說是中國人口戰略史上的成功一步，它通過降低生育率，保障了國民的基本生活，也讓中國女性有了更多參與社會活動的時間。

　　馬達加斯加特別選舉法庭庭長弗朗索瓦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僅北京的人口數量就接近馬全國的人口總數，中國的人口密度讓人難以想象。”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豪登省愛庫魯萊尼市秘書長莫亞義說：“中國包括計劃生育政策在內的許多長期計劃非常值得南非等非洲國家學習和借鑒，中國政策的優越性體現在其連續性上，在實施家庭計劃方面，非洲國家應向中國看齊。”非洲目前有近10億人口，在11月12日至15日于埃塞俄比亞舉行的國際計劃生育大會上，不少非洲國家代表表示控制出生的家庭計劃在非洲越發重要。坦桑尼亞食品和藥品局代理局長尤古魯姆說：“采取措施確保國家適齡人口合理分布可以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創造更多經濟機會，促進經濟和人類發展，而計劃生育為之提供了手段。”

　　俄羅斯學者巴熱諾娃在談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時表示：“我本人認為中國的這項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從解決貧困問題、節約資源和糧食并將騰出來的物資用于發展生產的角度看，對于中國乃至世界來說都意義重大。”她認為，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在人口增長速度和經濟發展之間保持理性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印度的人口政策就不太成功，貧困人口規模過大。相比之下，中國是“在國家層面實施深思熟慮和相對平衡的人口政策”。

　　同為人口大國并享受“人口紅利”的印度非常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新德里電視臺、《印度斯坦時報》等主流媒體都對中國“單獨生二胎”政策進行了報道。與中國類似的一個社會現象是，現在很多印度大城市的家庭由于經濟壓力也開始選擇少生，一到兩個孩子的情況在印度開始變得普遍起來。實際上，印度在上世紀70年代也曾實行過計劃生育，采取包括絕育等強制措施，但由于引起社會強烈反彈最終不了了之。

　　“有必要向中國百姓解釋國家將來的樣子”

　　談到中國的人口問題，日漸進入“超老齡少子化社會”的日本成了一個參照體。西斯摩爾資本管理公司首席投資官查爾斯·西斯摩爾近日在美國福布斯網站撰文說，未來幾十年，不可避免的人口崩潰將危及中國經濟繁榮，“這并非一場瘟疫，而是日本式的經濟萎靡不振”。西斯摩爾擔心，一旦某個社會已適應低生育率，就很難使這艘“戰艦”迅速調頭，“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對大多數中國家庭而言，大型家庭在經濟上已不可行”。

　　美國《周刊報道》認為，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過程中，計劃生育政策在降低國家能源壓力等方面功不可沒，但也隨之產生各種拖累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如人口迅速老化。美國CNBC網站10月27日曾援引花旗集團研究人員的話說，中國將從改變獨生子女政策中獲得推動力，“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看，改變人口政策將提升中國經濟，中國已達到人口紅利成為負擔的拐點”。

　　俄羅斯《共青團莫斯科報》12日援引俄社會學家阿列希娜的話說，由于中國的養老制度還不完善，許多居民養老還主要靠兒女。阿列希娜表示，現在中國居民的生育率甚至低于俄羅斯，他們將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就是養老，目前中國的中年夫婦肩上的擔子很重，不僅養活雙方父母，還要養活雙方的爺爺和奶奶。

　　英國學者波特認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如果一成不變，其負面效應將是顯見的，一旦中國進入老齡化發展階段，就會在國際上越來越缺少競爭力。他舉例說，北京、上海等城市數以千萬計的老齡群體越來越依賴國家的養老金生活，這讓政府的公共項目開支不得不進一步縮減，讓社會公共福利質量出現下降。同時，現有人口政策會導致城鄉人口發展不均衡的現象加重。伴隨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家庭會被一個個小家庭所替代，因為這些小家庭更愿意集中在經濟發展相對成熟、福利更好的地區生活，這將直接使大面積的落后地區人口外流、耕地荒廢。波特建議，中國未來的人口政策要根據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地區進行適時調整，在戶籍管理上也要有魄力徹底消除城鄉差別，并從政策上鼓勵人們去相對不發達的地區發展。

　　中國現有總人口為13.54億人，根據規劃，中國的糧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規劃，均是以2020年總人口14.3億人、2033年前后總人口峰值15億左右作為基數制定的。對此，日本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江原規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有必要向老百姓解釋國家將來的樣子，國家實現這種樣子后，人們可以得到什么樣的社會保障以及為此必須要負擔什么樣的責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