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5日《公開信》以來的人口控制實踐表明，一孩化的社會選擇有弊無利，后果嚴重。在持續的人口虧損和人口失衡的態勢下，人口生育政策亟需有方向性的根本改變，理由是：

　　其一，強制“一孩化”，導致人口性別生態失衡。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就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而迅速攀升，遠遠偏離103－107的正常范圍。迄今，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失衡已經長達三十余年，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最為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有很多女胎由于性別歧視和生育政策的擠壓被引流產，虧損了幾千萬女性人口。相對地，中國積存了數以千萬計的潛在的“光棍大軍”，他們不僅婚配權利無法得到保障，而且青壯年男性相對過剩可能蛻變為威脅社會穩定的“狼性人口”。

　　其二，家庭視角下的獨子老齡化甚至空巢老齡化導致家庭養老功能嚴重弱化，結果是較普遍出現老難所養、老難所依、老難善終。數以百萬計的失獨父母他們的養老危機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更多的空巢老人陷入孤獨無助的境地，到2050年，臨終時身邊無子女的空巢老人可能達到7900萬，“空巢孤獨死”個案屢見報端，這一現象或成常態。

　　其三，社會視角下的少子老齡化和代際人口失衡導致養老金缺口擴大，一旦財務危機爆發，可能產生大面積的養老危機。中國少子化對老齡化影響十分深刻，屬于典型的“少子老齡化”、“獨子老齡化”人口發展類型。“未富先老”意味著很多老年人可能遭遇“低水平養老困境”，就是溫飽養老甚至老難所養。大量少子高齡化的農村老人可能發生大面積的人道主義危機。國家承擔的福利性養老的公共財政壓力將在未來幾十年持續上升。

　　從人口學角度看，養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的年輕人口解決了不工作的老年人口的問題，老年人分享年輕人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輕人的照料。老年人口對年輕人口的需求和年輕人口的供給之間有一個平衡的要求，優良的人口關系才能維系老齡化社會的社會穩定。最好的人口格局是年輕人口的供給超過了老年人口的需求，從而形成一個有人力儲備的人口安全格局。但中國現在開始遭遇老年人口的需求超過年輕人口的供給，生育率的下降導致年輕人口虧損而且愈演愈烈的局面。

　　其四，長期的低生育率造成了年輕人口的虧損。“人口虧損”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約束和導引下產生的“年輕人口銳減”、“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關系斷裂”等人口發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續現象。中國人口的真正危機是多重視角下的結構性人口虧損、人口失衡以及人口內爆（implosion）問題。人口總量只是問題的面相。中國人口問題的重點、難點和痛點都在人口結構的畸形、失衡和斷裂上。

　　持續的少子化必將導致15年以后年輕型勞動年齡人口供給的減少，產生持久的人口虧損問題。未來10年內，中國20－40歲年齡段的人口可能減少1億以上。中國的“人口虧損”開始于最有潛力、最有希望、最為美好的少兒人口的強制性減少，繼而由于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帶來最有創造力、生產力和戰斗力的年輕人力資源的自然減員。

　　其五，國防力量的獨生子女化使得“國防安全”存在著巨大隱憂。有朝一日，一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超級老齡大國會遭遇無可用之農、無可用之工、無可用之兵的巨大尷尬。生育的少子化、獨子化甚至無子化是新增勞力供應萎縮的人口學原因，今后還將惡化。一方面，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勞力；另一方面，嚴厲的人口控制導致最有活力的年輕勞動力的供給減少。地無恒主，唯有力者居之；物無恒主，唯有力者用之。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人口再生產具有慣性，一個增長型的人口具有正的慣性，一個縮減型的人口具有負的慣性。人口慣性是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口發展力量。中國人口從1990年代初就開始積累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一旦人口開始負增長，人口的減少就會形成“雪崩式”的態勢。

　　人口問題的顯化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當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嚴峻性時往往為時已晚。俄羅斯早已面臨人口萎縮的國家危機，俄羅斯人口從1992年的最高數量1.49億下降至2012年的1.43億。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使俄羅斯社會出現了人口危機，由此而導致的勞動力不足，使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制約，引起俄羅斯社會的高度關注。社會各界對人口危機的關注和呼吁最終影響到了政府的決策。普京認為：俄羅斯至少需要鼓勵生育第二胎。為期10年的刺激生育政策將從2007年1月1日起付諸實施，國家財政為此將每年撥款300－400億盧布。

　　無獨有偶，日本也已經成為人口萎縮型、少子高齡化國家，日本現有人口1.2747億，預計到2060年將減少到8674萬。1968年開始統計以來，“新成人”數目的峰值為1970年的約246萬人，2012年的數據約為歷史峰值的一半。出生人口和“新成人”數均持續減少，必然造成日本國內勞動力人口的下降，這種狀況加劇了日本國內市場的萎縮和衰退。這也是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二十多年的重要原因。2013年6月2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通過了2013年版的《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提出旨在突破少子化危機的緊急對策，核心內容是采取措施支持民眾進行結婚生育。韓國25－49歲的“核心生產人口”2010年為40.7%，首次下降。韓國超低生育率問題已經出現多年，成為頭號韓國問題，關系到韓國的長治久安。

　　中國也已經不可救藥地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并且由于人口總量大容易給人負擔重的錯覺，低生育率的潛在危害具有某種欺騙性，所以中國的問題更加復雜和嚴峻。根據經驗事實，筆者觀察到了我國生育率轉變的規律，即“四個轉向”：（1）從地理看，局部性的低生育率轉變為全局性的低生育率。（2）從時間看，短期性的低生育率轉向持續性低生育率。（3）從性質看，外生性的低生育率轉變為內生性的低生育率。（4）從程度看，很低的低生育率轉向極端的低生育率。毋庸置疑，“四個轉向”是客觀趨勢，充分證明了“發展是最好的避孕”、“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等若干命題的正確性。

　　大國復興需要“新家庭計劃”。生育決定人口的未來，人口決定國家的未來。但只有適度生育才能保障人口生機，只有優化人口才能保障長治久安。結合國情，筆者提出的適度生育論有兩個基本點：其一，一胎化不宜提倡更不該強制。其二，二胎僅僅放開還是不夠的，需要適當鼓勵，同時保護生育的生態多樣性。國家需要認真考慮“適度生育”戰略，盡快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努力控制、預防和減少人口發展的風險和代價，為國家和家庭造福。

　　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家庭的長遠發展來說，堅持生育兩個孩子是人口生育政策的“底線倫理”，是實現適度低生育、適度老齡化的必要前提。但是放寬人口生育政策只是亡羊補牢，所以同時也需要不斷完善多層面的為老社會服務、關懷和保障體系。

　　為規避風險、減少風險，實現安全的和可持續的人口發展，中國的家庭政策要實現戰略轉移，即從家庭限制轉向家庭發展、從計劃生育轉向優化生育，打造四邊型結構為主、多邊型和三角型結構為輔的健康家庭人口生態——不僅有夫妻關系、親子關系，而且有兄弟姐妹的關系。控制和減少政策性和選擇性“獨生子女風險家庭”，鼓勵和增加“雙生子女健康家庭”，即西方文化中的“合適之家”（Optimum family）。

　　生育政策改革的智慧不是漠視非獨家庭生育二孩的訴求，而是要千方百計保護二孩生育的積極性和行動力，這樣才真正有利于國家的人口安全，而人口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二孩生育也符合人口再生產規律，是維護人口更替的必要條件。

　　中國廣袤國土上的人口容量深不可測，無論是制度人口承載力還是環境人口承載力、經濟人口承載力，都具有極大的彈性和張力，科學無法斷言一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大國的人口增長的上限是多少，所以哪怕是一個小的區域也不敢輕言人口的上限是多少。在開放系統中，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調整人口的余缺，人口的自組織機制也會主動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不要人為設定人口的數量上限，這是富有智慧的長遠人口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