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來，中日關系的發展演變深受國際戰略格局和國際體系變遷的影響。冷戰結束后，盡管國際體系的變化對中日關系的影響依然存在，但中日關系本身互動關系的復雜性已超越了國際體系因素對兩國關系的作用，中日關系的演變正愈益成為改變亞太國際戰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中日國內政治和經濟結構對兩國關系的影響越來越重要。我們需要走出兩國關系的困境，著眼于重建中日關系的未來。

　　什么因素在主導中日關系的走向?這是國內外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三論”——“中國擴張論”、“日本右翼論”和“美國陰謀論”。國際東亞研究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造成了日本對華戰略焦慮的上升，進而日本不得不調整其外交、安全與戰略選擇。近年來中國經濟力、軍事力和國際影響的急速上升與中日關系的惡化同時存在，似乎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佐證。中國國內學術界更多地把中日關系的惡化，視為日本右翼勢力 在后冷戰時代逐步成為日本政治主流的結果。與此同時，美國利用美日同盟對日本的施壓、利用和慫恿，也是日本對華逐步采取對抗政策的重要原因。然而，這三種觀點都忽視了中日關系在當代亞洲政治中的特殊性。

　　中日關系是東亞地緣戰略格局中一種非常具有特殊性的關系。這一關系的特殊意義在于，從這一關系中可以尋找到國際體系中導致大國對抗的幾乎所有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的相鄰與彼此的大國意識而必然產生的地緣政治競爭，未能解決的領土爭議，權力變更后深化的安全困境，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相互排斥，歷史問題爭議所引發的認同對立，國民情緒的相互嫌棄，結盟政治所深化的威脅意識，以及國際關系歷史上常常出現的“陸地大國”與“海洋大國”之間的對立，等等。

　　然而，從1972年到后冷戰時代的友好關系的延續，直到2012年9月因為野田政府釣魚島“國有化”所引發的中日釣魚島海域安全危機，中日關系從“大國友好”轉向“大國對抗”，其根本原因并非上述因素在某個環節或者某個層面惡化的產物。更準確地來說，中日關系的下滑，除日本右傾化的重大因素，是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和中日關系本身互動的結果，也是中日兩國國內政治與國際戰略格局互動的結果。這一結果在冷戰結束以來的20多年間，如此深刻、全面地影響到了兩國的國內政治和各自的政策，使得隱藏在兩國關系背后的諸多沖突因素不是受到應該有的抑制，而是要么沒有得到抑制，要么以泛濫的形式發作了。其結果是，中日政治和安全關系在面對其貿易依存度不斷飆升的同時越發緊張和脆弱。改變中日關系的前局面，更多需要的是兩國的政治和社會精英，對管控兩國爭議、防止危機升級以及重塑中日友好合作表現出足夠的政治責任和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