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訪美在即。正如海內外輿論所普遍認為的，這次峰會對于中美這兩個關系日趨緊張而微妙的世界性大國而言，其意義非同尋常。從時下國內媒體的輿論“預熱”來看，我們也當然有理由期待這次歷史性會晤能夠為太平洋兩岸的民眾帶來長久的“太平”。

　　然而，從國際關系常識以及最近的中美關系、亞太安全局勢來看，我們似乎仍需對此抱有謹慎的心態。輿論界如能保持一顆“平常心”，對大大出訪、對中美關系和兩國民眾的福祉或許更有利。這是為什么呢？

　　兩極結構是基礎

　　中美結構性矛盾為兩國關系的處理定下基調。正如不少同行學者所敏銳觀察到的，東亞-西太平洋地區一個中美對峙的兩極格局正在悄然浮現。而在全球層次，一方面美國依然保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而另一方面，隨著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外交大戰略的出臺，“奮發有為”的外交新常態取代從前的“韜光養晦”，中國經濟的全球性影響迅速提升（但政治、軍事影響仍大大弱于美國）。所以，在美國“相對”衰落與中國“相對”崛起的背景下，這兩個通常被認為不大可能直接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核大國，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爭奪就顯得尤其突出了，譬如近年來在南海、東海的紛爭，以及數年前奧巴馬啟動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與排斥中國的TPP等地區經濟、政治、安全安排。

　　在官方和半官方層面，美國精英從不掩飾其對兩國矛盾日益加深的憂慮。哈佛的格雷厄姆 阿利森早先提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論，后經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引用而在國內廣為人知并引發熱烈討論。藍普頓研究員五月份發表演講，表示中美關系正處于臨界點（tipping point），就在數天前，美國官方還透過媒體放出風來，直指網絡爭端和所謂“竊密”事件。此外，在招待級別、安排演講、國宴級別等細節問題上，美方也通過不同渠道釋放信號，有意制造“噪音”，與中方上下一心、寄望峰會形成鮮明對比。

　　以上就是總體的基調和當下的行情。它們表明，如果分析家忽視這些明顯的事實，以及由此生發的在未來十多年中恐難有實質性變化的大趨勢，那么任何過于樂觀的想象與預測都可能會誤導公眾。

　　追根溯源，事實上很早就有頂尖的國際關系學者關注這個問題。譬如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曾在一篇英文長文中將中美關系的實質界定為“假朋友”（Superficial Friendship），并指出正是它導致了兩國關系的不穩定。此后他與哈佛大學中國研究權威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就該問題的辯論更進一步點名了中美矛盾的本質并闡發其機理。簡而言之，當兩國都用假友誼掩蓋利益矛盾時，似乎可以求得暫時改善雙邊關系。但終究，隨著兩國結構性沖突的加劇，兩國利益的矛盾畢竟遠大于共同利益。故此，沖突不時地從假友誼的外衣下跳出來，于是形成雙邊關系時好時壞的特征。這篇幾年前發表的、被無數次引用和爭論的長文，今天仍可以被用來解釋、檢驗中美互動。譬如最新的消息稱，美方又打算暫時按下對“商業竊密”一事的追究。對此，國內有評論認為這是中美關系向好轉變的征兆，也有人認為只是暫時營造峰會氛圍而已。美方如何決策是一個黑箱，但透過這些前后反復、看似矛盾的行為，分析家看到的是缺乏互信和穩定性的中美關系。造成這種不穩定的原因可能有多重，而閻教授所強調的，雙方對對方的期望都遠遠高于對方實際愿意且能夠支付的代價，這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三大問題需克服：南海、網絡和經濟

　　在上述亞太兩極化、中美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我們再看若干時下最尖銳的問題，就不難理解它們背后的政策含義與戰略意蘊。當前，橫亙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不僅有浩瀚的太平洋，還有三大現實問題：南海、網絡和中國經濟（包括人民幣匯率等）。分析普遍認為，盡管美方在南海問題上直接與中國軍事對抗的可能性較小，但作為域外大國，其對周邊聲索國的影響自不待言。而更重要的是，不僅美國，也不僅周邊聲索國，甚至遠在中亞、西歐的他國，也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處理方式當作一塊檢驗“和平崛起”究竟是承諾還是宣傳的試金石——而這無疑使得地區問題不知不覺間自動“全球化”了。

　　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美國有媒體稱兩國正在進行磋商，或許有望在峰會上達成人類歷史上第一份“網絡軍控”協議。目前兩國政府都沒有就此發表評論。無論能否談成，只要能沖著這個方向發展，都是值得慶幸的。不少目光敏銳的學者們已經指出，在現今的網絡時代，中美間在網絡安全上無論是對抗還是合作，其全球性意義與歷史價值，都堪比當年美蘇間的核均勢。所以如果峰會上能夠達成某種網絡版的“軍控協議”，那么這將不僅僅有利于中美，更為全世界“和平利用網能”（參照‘和平利用核能’的經典句式）樹立典范和初始規則。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最需要的是審慎樂觀與堅韌不拔

　　雖然有種種不利因素，但我們同樣也應該看到，近來兩國仍然在諸多領域達成了共識、甚至開展了合作，譬如去年11月達成的減排協議、今年4到7月兩國在伊朗核問題上的默契。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在德黑蘭的成功能夠復制到平壤，但從天安門閱兵式上就可以看到中國與美韓在對朝鮮的態度上似乎多了些許共同語言。

　　一百年前，主持洋務和維新的先賢們就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做過判斷，認為國人在面對外地威脅時，往往容易走極端，即要么盲目樂觀、自大，而一旦遭受挫折，則立刻陷入絕望的深淵，不能振作。譬如，戰前群情激奮，認為以大清之威、北洋之強，即便不敵歐美，完勝日本“蕞爾小邦”綽綽有余；而一旦戰敗則意志消沉、一蹶不振。這種極端的思緒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不同版本展現，因此在抗戰最艱苦的日子里，毛主席要呼吁全國人民戒驕戒躁、發揚持久戰的精神，既批判冒進的速勝論，又反對悲觀的亡國論。

　　一百年匆匆而過。如今，在和平崛起、實現中國偉大復興之夢的征途上，我們再度面臨抉擇與挑戰。“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亦然，民族偉大復興亦然。所以說，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處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更有必要保持一顆“平常心”，發揚“持久戰精神”，審慎樂觀、堅韌不拔、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推進。

　　中美峰會，任重道遠；萬眾一心，百折不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