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奧巴馬2015年簽署的暫停法定債務限額法案已于今年3月到期。4月28日之前，如果總統特朗普的新預算提案沒有得到國會批準，或未取得短期延長政府財政開支的授權，美國可能重演2013年政府關門的“鬧劇”。

　　過去百年間，美國此類債務危機反復上演，其根源在于美國自1917年開始實施的國債規模管理制度。此前，美國采取逐次審批的國債規模管理制度，以提高財政靈活性和政府資金籌措效率，后改為實施余額上限管理制度。聯邦政府借款無需每次審批，只要借款總額低于國會規定的上限即可，債務上限由此產生。

　　然而，所謂的債務上限既無理論依據又無事實支持。由于現實中很難形成對科學合理債務限額的精準判斷，債務上限管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一方面，大量有關主權債務可持續性的研究停留在理論層面，并未能給出一個在實踐中具有普適性的量化標準；另一方面，由于財政政策和經濟狀況不同，各國政府債務積累的路徑和規模也無定式。

　　在這種情況下，設定債務限額客觀上并未對美國政府不斷突破債務上限、借新債還舊債形成有效制約，反而導致其自身債務余額和違約風險不斷累積。據統計，1940年至2013年間，美國曾91次調整債務上限，其中36次永久性提高，54次暫時性提高，1次下調，調整周期不超過10個月。為此，標準普爾公司曾于2011年首次調降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并在聲明中明確指出“美國仍然擁有高收入、高度多樣化和靈活的經濟優勢，但不足以彌補美國政府巨大的財政赤字風險”。

　　更重要的是，在歷次債務上限調整過程當中，盡管宏觀經濟因素依然起決定作用，但黨派之間的利益交換越來越多地摻雜其中，使債務上限的調整逐漸跳出單純的經濟范疇，淪為黨派政治斗爭的工具。

　　受次貸危機以來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近年來美國債務進入了負債激增期，特別是近來受減稅和加大財政支出的政策影響，美國債務觸及上限并引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再次加大。即便如此，鑒于美元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性作用，以及美國在全球經濟金融的中心地位，美國始終保有通過債務貨幣化方式解決危機的能力。所以，嚴格意義上的美國債務違約并不可能出現，至多有可能受黨派斗爭的影響而出現暫時性的技術性債務違約。

　　可以預見，本次債務上限危機的解決方式很可能與以往并無二致：在經歷過長時間的黨派斗爭后，國會最終同意再次提高債務上限。但是，根植于現行體制框架內的美國債務管理制度問題，并不會因此結束，美國政府依靠無限借貸以支持經濟增長的模式并未終結，以政治斗爭解決經濟問題、并且綁架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的做法并未妥善解決，這不僅無益于美國經濟持續復蘇和投資者信心的建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亦會有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