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論說，“公務機要費”案，陳“總統”聲請法院返還其已核定為“國家機密”之相關卷證，臺北地院合議庭上周五以裁定加以駁回。其理由是：陳“總統”核定扣案卷宗資料為“國家機密”，不符“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其核定自始不生任何效力。亦即法官認為相關數據難以構成足以影響“國家安全”的信息，不在“國家機密保護法”規范核定之列；而相關供述證據資料，是偵查卷宗的一部分，不是“總統”或“總統府”經檢方扣押的物品，聲請發還筆錄，于法無據。
   

　　“總統府”隨即發表聲明稿，抨擊合議庭這項裁定違法，將向高院抗告。聲明中指出“總統”為本案聲請人，合議庭的見解與之不同，此件爭議，合議庭與“總統”均屬當事人，合議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社論指出，還記得上月底“司法院”翁岳生“院長”離職時，曾慨言政客踐踏“司法”令他椎心泣血，卻仍不肯吐露誰是踐踏“司法”的政客嗎？翁前“院長”始終不改溫柔敦厚的書生本色，被指為鄉愿懦弱，是“司法”挺不起獨立脊梁的寫照；他的臨別贈言，在政客眼中，大概不是警愓，反而是可以續向“司法”張牙舞爪的邀請。現在地方法院三位法官不畏“總統”龐大無邊的權力陰影，獨立行使審判權，將心中篤信的法律見解寫成裁定，其實原只是件“憲法”上法官的當為之事；可是，由于“總統府”的聲色俱厲與翁前“院長”的嚅囁其詞適成對比，一樁原該如此的“司法”裁定，反倒兀自綻放出難能可貴的獨立光芒！

　　“總統府”的聲明援引“大法官”六二七號解釋為據，臺北地院引的也是六二七號解釋。陳“總統”或許認定，他事后將本案卷中證據指定為“國家機密”，因有“大法官”在解釋中仙人指路而可高枕無憂。其實，解釋文中既說“總統”的“國家機密”特權非可恣意任為，而須接受“司法”審查，而且還徑以解釋創設原應由法律規定的抗告程序，“大法官”本已預示了“總統”即使曾經核定本案卷證屬于“國家機密”，也要由本案法院審查其核定是否合法，所核定的信息有無證據能力等項問題，也就是應由法院獨立于“總統”的意志之外，衡量究竟有無審判時不能采為證據的“國家機密”存在。

　　“大法官”解釋理由書末加上“總統”亦可于事后核定“國家機密”的一段話語，其實是畫蛇添足。“大法官”說這話時，畢竟并不知道本案卷中資料究竟是不是“國家機密”。現在事后觀察，“總統”自信可以依言行事，卻露出了馬腳，本案合議庭誠有理由質疑，已經公開的信息豈有重新核定為機密之理？“總統”自愿交付檢方的資料豈有事后反口稱說機密之理？借自他人的假發票又如何可能成為影響情治人員生命安全的“國家機密”？“大法官”的多余之語，反倒像是請君入甕的手勢了！

　　社論認為，“府”方透過聲明質疑本案法院是有資格的仲裁者，戕害“司法”的態度，實在無以復加。如果不是應由法院從事審查，“大法官”又怎會于解釋中創設抗告程序再給“總統”一個機會？六二七號解釋最核心的觀點即是：“國家機密”特權并非絕對的權力，必須接受事前“立法”規范以及事后“司法”審查的制衡。這正是自以為凌駕一切而無所不可為的權力心態所不能理解的部分，這紙聲明反倒是透露了其心態。

　　其實，民眾未必需要深入理解艱深的法律詞匯，也可輕易領會法院裁定駁回“總統”聲請的道理。有人若在打官司之前量身訂做看來天衣無縫的虛偽證據，一旦遭到揭穿，法院的判決必然不會假以詞色。試想，在打官司之前制造人為的證據尚且如此，何況是官司打到一半才受人指點而臨渴掘井？陳“總統”做為“國家機密”的核定者，既不假手任何他人，其核定“國家機密”的正當性其實要靠他平日的政治信用建立。一位政治人物整日將“國號”與“憲法”看成隨用隨丟的政治工具，一日口是心非，他日口非心是；昨天朝三暮四，今天朝四暮三，其政治信用不足以支撐任何須要司法嚴格檢驗的行為，也可思過半矣！

　　社論最后說，所以，就讓我們靜靜等待，也靜靜觀察，恪遵沉默守則以保留其最后仲裁權力信用的“司法”，會在“總統”提出的抗告程序中，以什么樣的方式及裁判理由證明，臺灣“司法”拒絕政治權威干涉的獨立性，果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