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電董事長陳貴明最近即明言，電價再不調漲，臺電后年就會倒閉。很顯然的，除了油價之外，電價將是另一個新當局須面對的迫切難題；唯其思維則不同于油價公式的調整，要從根除電價政策間的矛盾做起。

　　臺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國際油價近來再度飆高，島內油價、電價凍漲的政策壓力鍋跟著急速膨脹；相對于油價，電價因產業關聯性更廣、民生物價的敏感性更強，調整價格的僵硬性更高，因而累積的調漲壓力也更大。

　　近年國際農工原料漲勢猛烈，主要發電用燃料如石油、煤的價格一路走高，例如近五年每桶原油上漲逾三倍、每公噸煤價上漲四倍等，導致臺電發電成本激增；盡管已在前年七月執行了廿三年來第一次漲價，但因未足額反映，僅調漲百分之五點八，嗣后漲價壓力依然如影隨形，而且愈來愈大。根據統計，在當局限漲政策下，無法反映成本的臺電去年已虧損四百億元，今年估計將再虧千億元，明年擴大到一千六百億元，三年就虧掉一個資本額，迫使臺電董座不得不以“倒閉”之語警示臺電面臨的危機。

　　島內電力公司倒閉是何其嚴重的事，當局豈會見死不救，陳貴明或屬言過其實；但是，臺電連年大虧，除了直接破壞當局財政的穩健度外，因為公司債信下降，損及籌資能力，就會逐步反映于其發電、輸電、配電設備的維護及投資能力之上，進而危及臺灣供電的穩定性，以致限制企業生產、民生消費，沖擊經濟成長，其殺傷力將更甚于直接調漲電價的經濟影響。

　　社論指出，然而，臺灣電價長期限漲的后遺癥不只如此，其導致的低電價現象更不合理。去年平均每度電價約二點一五元，低于一九八二年最高價時的二點七六元，屬于全球低電價地區之一；若計入這段期間的物價漲幅，現行電價大約僅有廿五年前的一半。從結果看，低電價或許帶來穩定島內物價的利益；但在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期間的逆勢而為，實是當局補貼，亦即全體納稅人補貼用電大戶為代價，隱含劫貧濟富效果，有違公平正義，不符島內經濟發展的整體目標。

　　再者，低電價政策更導致政策間的自我矛盾。例如政府期待產業升級，但愈低廉的電價，升級誘因愈低，反而是產業升級的殺手；又如社會不喜耗能產業擴張，但低電價卻是耗能產業的最愛，反而提供其發展溫床；要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又要執行非核政策，但低電價無法負擔天然氣、再生能源等高價能源發電比重上升的投資，以致近年火力電廠的發電比重不降反升，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都是巨大的無形成本；要建立穩健的財政策略，卻不斷補貼持續擴大的電力赤字，財政缺口愈來愈大。為近利而失遠益，勢將禍延子孫，負責任的當局是不會這樣做的。

　　社論表示，準“副總統”蕭萬長已明言，新當局上任后，油電價格將回歸市場機制，不會凍結；這是正確且必要的方向。但電價的調漲是比油價更復雜的學問，其涉及能源、核能、產業、財政、經濟等各個政策間的取舍及調和，如不能根除其間的沖突與矛盾，直接調漲電價僅能解臺電當下之危；且即使以犧牲物價穩定、經濟效率為代價，也未能換得卸除電價波動地雷的結果。

　　舉例來說，目前臺電發電系統受到非核政策及太陽能、風力、海水等再生能源發電努力不足等影響，電力供應，尤其是尖峰電力的提供，高度仰賴石油、煤等火力發電；這種情況，除了不符世界潮流，也升高島內電價與國際能源價格的連動性。因此，若發電結構不調整，每逢油價波動，臺電就有壓力；而發電結構的調整，取決于各類能源比重，又與非核、溫室氣體減排、產業發展等政策間的折沖密不可分，這是新當局無法回避，也須盡速確立的課題。

　　社論認為，此外，臺電也須加速從“電力供應商”轉型到“電力銀行”，以精密的時間電價設計，鼓勵企業調整生產線，存入產業尖峰省下的電力，再于離峰時支付企業所需，以強化需求管理，降低備用電力的投資；這是從成本面緩和電價調漲壓力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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