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lián)合報》今天刊載社論說，臺灣新“內(nèi)閣”第一波人事公布，可看出馬英九給了劉兆玄相當?shù)挠萌丝臻g，與陳水扁時代一手獨攬的局面大相徑庭。下一波人事即將展開副首長的任命，這一點，扁當局八年畸形的“副手政治”亦可為新當局之殷鑒。

　　副首長的人事布局，本來一則具輔佐功能，一則可作為培植新人接班之準備，部署上可攻可守。陳水扁就任之初，即大量安排親信和子弟兵占據(jù)副手位置，原被認為是頗具輪替梯次的創(chuàng)意安排；孰料八年下來卻荒腔走板，除了少數(shù)人如李逸洋順利接班外，其余或者鎩羽，或者涉案，或者長期淪為陳水扁干預行政的“副位黑手”。扁當局這一頁“副手政治”，簡直不堪聞問。

　　最典型的事例，莫過于扁當局在看守期間發(fā)生的鐽震案。此一利益龐大的軍火工業(yè)計劃，由陳水扁直接指揮，在行政體系內(nèi)的轉承一概越過主官，由副首長挑選少數(shù)親信人馬執(zhí)行。在“行政院”，是“副院長”邱義仁一手包辦，直接找吳乃仁和林文淵承接，張俊雄反處于狀況外；在“國防部”，是“副部長”柯承亨較“部長”李天羽更深知內(nèi)情，連軍備局長吳偉榮都比李天羽參與更深。這種“軌道外”的操作方式，不僅使民意機構無從監(jiān)督，甚至對行政體系首長都刻意欺瞞蒙騙，這才是可怕之處。

　　社論認為，這種“副手越位”的操作，不僅破壞行政倫理及責任政治，更對臺灣利益構成莫大的威脅。第一，這是元首親手鑿穿了體制的后門，方便了自己，卻使“部會”首長的權力遭到架空。第二，透過副手的“單線操作”，表面上仍寄生體制之內(nèi)，實際上卻完全不受體制拘限，行政內(nèi)部的監(jiān)督對其形同虛設。第三，這種“后門運作”的最大魔術，是把公與私的界線曖昧化，將臺灣利益挪作政黨或個人私用，最后卻不必負責。

　　試想，李天羽在鐽震案中多次被上層和下級蒙在鼓里，然而一旦事發(fā)究責，首先掛冠求去的卻是他，而居間上下其手越權主導此事的官員卻安然無恙。最后，鐽震案竟用草草數(shù)十字結案，其實也只是準確反映了扁當局“膽大包天、無所畏懼”的性格罷了，不是嗎？

　　除了鐽震案，從最近的事例，人們還可以看到許多類似“副手政治”為禍的案例。以華航購機案為例，華航被質(zhì)疑多付出一百多億元購買空中巴士，且在簽約前夕由“民航局”核可的購機公文，竟越過“局長”張國政，不尋常地由副局長王德和代為決行，張國政則稱自己對此“毫不知情”。可疑的決策轉變，跳躍的行政程序，是誰在慷公帑之慨？

　　再看，臺灣郵政儲金奉命轉存百億支持陽信，據(jù)稱是“忘了是誰”的“行政院”高層授意兼任臺郵董事長的“交通部次長”何暖軒行事；何暖軒不僅奉命照辦，并四度和陽信延約，對百億儲金的安危絲毫不以為意。

　　“經(jīng)建會”副主委張景森日前在環(huán)評會上表態(tài)，稱蘇花高的興建與否應留待新當局決定，更值得玩味。建蘇花高是陳水扁當年的競選承諾，且在游錫堃任內(nèi)納入新十大建設，張景森都是主要的規(guī)劃者；如今政權即將易手，卻選擇用最草率的方式拋棄自己的承諾，多么舉重若輕！張景森首度參加蘇花高環(huán)評即作出關鍵的棄守宣言，這和他首度出席臺電董事會是為了去幫黃傅源護航對照，這樣的“副主委”，真是威風八面！

　　社論最后說，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列舉扁當局“副手政治”的丑態(tài)及畸形，一則在提醒馬英九，不要讓新當局重蹈覆轍；二則希望民眾了解，八年來臺灣行政體制及專業(yè)倫理已遭破壞到變形走樣，這需要一番整治才能復元。陳水扁在行政體制中開了那么多便道，只是為圖自己的便利；可惜這些他無一能夠帶走，徒然留下“后門政治”的劣績與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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