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今日刊載社論，就島內“采購法”的角度切入，檢視宇昌案的性質。社論指出，宇昌這么大的案子，居然連計劃書及審查報告都沒有，僅以兩紙密簽，在何美玥、蔡英文、蘇貞昌三人之間就搞定一切，這算是什么“程序”？

　　全文摘要如下：　

　　宇昌案發展迄今，藍軍認為，蔡英文該回避未回避，自己“立法”、自己援用、自己經營；蔡英文則辯稱，本案不是弊案，亦未違法。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藍綠雙方皆未觸及本案在法律層次的疑義。　

　　然而，宇昌案確實出現許多方面的違法嫌疑，本文僅就“采購法”的角度切入，檢視此案的性質。　

　　“行政院”開發基金的業務像是一家投資銀行，為政策目的而進行投資；宇昌案就是號稱為生技產業而做的投資之一。但是宇昌案與“國發基金”其他投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案有明顯的采購標的：其一是要買入Genentech公司TNX- 355的專利權（否則臨床試驗等工作無法進行）；其二是要買入何大一的技術勞務投入（俾便其指導后續的臨床試驗）。簡言之，如果這專利與勞務兩項采購未能完成，則宇昌公司根本成立不了。所以，宇昌案雖有投資案之名，卻有采購案之實。　

　　從采購的角度切入，則宇昌案的弊端就照然若揭。依據“采購法”的規定，所有為達成政府目的而所做的采購，都必須要先做采購標的比較與價格的評估。就此案而言，全世界有潛力的新藥專利千千百百，為什么限制要買TNX-355，而不是其他公司的其他專利？難道除了買入這個品項，臺灣就沒有發展生技的其他選項？又為什么技術勞務是指名何大一承接？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前述專利與何大一勞務采購是明顯的限制性招標，但何美玥與蔡英文卻完全沒有依據“采購法”的程序走；既沒有用專業團隊評估TNX-355與其他可能競爭智財標的的相對優劣，也沒有人檢視為何大一技術勞務所付的代價合不合理。如果某甲相似的專業只要求極少的技術作價，難道“國發基金”不應考慮以某甲代替何大一？何況，如今證據顯示，何大一在先前評審與事后參與的態度明顯不一，由評審人搖身一變為競標人，卻仍身兼本案的評審人，這也不符“采購法”的回避規定。　

　　何美玥與蔡英文也許會辯稱，他們沒有圖利何大一的意圖。但也可以提出以下的反向思考：假若蔡英文與何美玥要圖利某人，那么前述不經專業評量、直接上簽核定、限制性采購的做法，毋寧正是實踐圖利的最佳方法之一。如果限制性采購可用宇昌案這樣的“投資”方式輕松回避，那么“采購法”大概可以束之高閣了。　

　　當然，“國發基金”也有其他案件涉及采購，但其性質皆與宇昌不同。例如：有的案子是先有公司主體，該公司再以其營運計畫書來申請“國發基金”參與。此時，采購的標的系由私人公司評估擇定，“國發基金”只是選擇要不要投資。但宇昌案卻非如此；在評估TNX-355之時，“國發基金”是主導者，完全由基金委請學者赴美做實地訪查，別人根本無從置喙。因此，此案中的專利與勞務采購完完全全是由何美玥與蔡英文主導，他們未經采購法程序，替臺灣買了一項專利，買了技術勞務，然后再找“統一國際”等公司填上60％民間股份的空缺，改頭換面變為投資案之后，成為宇昌公司。用投資包裝采購，并貼上“極機密”的標簽，這才是宇昌案背后的真實故事。　

　　不論是蔡英文家族在此案中獲利的近新臺幣兩千萬元，或何大一獲數億股票，臺灣民眾都有權要問：為什么是向她采購？為什么是這個數字成交？經過什么采購比較程序？公文上有無說明限制性招標的適用理由？　

　　總而言之，“采購法”所規范的是“程序”。如果程序符合，就算有人獲利，也無話可說。但若程序不合，則即使有人覺得“只賺了一些小錢”，依舊是不折不扣的非法行為。　

　　試問：宇昌這么大的案子，居然連計劃書（Business Plan）及審查報告都沒有，僅以兩紙密簽，在何美玥、蔡英文、蘇貞昌三人之間就搞定一切，這算是什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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