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研院院士會議”再度談及臺灣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臺灣《工商時報》今日刊載社論指出，臺灣的人才培養不能急功近利，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階上必須超越個別的經濟利益，培養人才更甚于引進人才。

　　全文摘編如下：　

　　最近“中研院院士會議”再度談及臺灣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一些院士批評島內的大學生國際觀不足、外語能力差，大學所訓練出來的人才無法為企業所用；也有院士建議應深化人文教育，以重建大學教育與人文精神。　

　　臺灣人才不足的問題，近十年來經常被拿出來討論，已屬老生常談。每次熱烈討論后，政府總會采取一些做法以回應各界要求，但當局這些被動回應的作為始終是零零碎碎、且戰且走，從未有一套長期的人才培養方案。　

　　舉例來說，六年前業界曾吁請政府調整大學的學程，以讓校園人才能為企業所用。當局幾經討論，設置了產業碩士專班、推出菁英留學計劃，“行政院”還成立了“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但幾年下來，人才不足的問題依舊未獲解決。　

　　去年“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等人連署的“人才宣言”指出，當局長期把公務體制齊頭平等套在教研體系上，將使臺灣難以聘到優秀人才，如今臺灣已是高階人才的凈輸出地區；此外當局設下的人才引進門檻，非但不利于爭取國際人才，甚至也使得赴臺念大學的僑生與海外生畢業后難以留用。對此馬英九回應表示會在政策上做一些調整。　

　　近十年來有關人才的建言從未間斷，人才供需失衡確實是臺灣今天的大問題。但細讀再三，提建言者都是從自身立場來看待人才問題，而不是從臺灣長期的實力來思考人才問題。是以企業家總是從成本著眼，希望放寬海外白領人才的門檻，而“中研院”、公立大學總是從待遇著眼，認為如今大陸清華、北大等名校的待遇已遠遠超過臺灣，若不調高待遇，臺灣將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　

　　然而，從長期實力來看人才問題，那就不能只著眼于人才引進的短期利益，而要有培養人才的長期思維。也不能只和各地研究人員比待遇的高低，而是應該找出提升研究熱情的方法。養才、攬才當然和成本、待遇有關，但執政者若僅著眼于成本、待遇，永遠培養不出一流的人才，也不可能留住一流的人才。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意指人才的培養需要有長期的眼光。　

　　人才到底該怎么培養，古今中外并沒有一定的法則。但翻閱傳記歷史可以發現，為師者的熱情是不可少的。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為例，兩人都深受他們老師的影響而啟發了研究的熱情。兩人自大學畢業之后都沒有追求高薪資待遇，但卻持續維持研究的熱情。1667年牛頓自劍橋大學畢業后留校負責輔導兩個學生的功課，年薪雖只有200鎊，但工作輕松，讓他得以創造出反射望遠鏡，進而發現宇宙的奧秘。　

　　愛因斯坦于1900年自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大學畢業后，失業了兩年，1902年才到專利局當審查員，年薪也僅3500法郎。但他樂在其中，在專利局工作六年多，此一期間他發表了相對論、等效原理等三十篇重要論文。他后來回憶這段在專利局的歲月說：“我非常喜歡專利局的工作，在這里我悟出最美妙的思想。年輕學者需要獨立思考，最好先找一份與世隔絕的工作，像專利審查員、燈塔看守人，這樣既履行了一項有益的職責，又有時間致力于發掘科學的奧秘。”　

　　愛因斯坦于1933年應聘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此時他雖已享譽國際，但并不汲汲營營于自己的薪水，只提了一個數額不大的薪資，普林斯頓當局最后當然給他更高的待遇。由此可知，能否延攬到一流人才，關鍵不在薪資，而在于研究環境及攬才者的熱情。　

　　臺灣的物理學家楊振寧、李政道，他們能有孜孜不倦的研究熱情，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也是深受其師吳大猷的影響。

　　十多年來臺灣有太多人在談人才，當局也有太多的急就章方案，但臺灣的人才問題卻日趨嚴重。經濟發展需要人才，社會進步需要人才。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階上必須超越個別的經濟利益，培養人才更甚于引進人才。而要培養人才，就得喚起教育官員及為師者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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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