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立法院”成為不折不扣的“時事回應院”，這種自甘墮落的景象，已使“國會”從過去“政治發動機”的角色不斷自我邊緣化，從過去“領導民意”退化為被“民意推著走”，甚至到了被民意“鄙視”的地步。臺灣《聯合報》今日刊載社論指出，今天的“國會”，既無政策討論的功能，也幾無主動產出法案的作用，甚至連培植政治菁英的功能都已喪失；這樣的“立法院”，如何自我期待？如何有利于臺灣？執政黨必須加強黨政協調，擴大政策參與，把黨籍“立委”視為決策團隊的一份子，才能爭取他們在“立法院”的支持。“國會”的朝野協商機制必須設法改善，加強委員會功能及資深、專業“立委”的影響力，才能提升議事品質及“立法”水準。包括“立法院長”角色的拿捏，在維持“議事和諧”之外，要有更高的民主追求。　

　　全文摘編如下：

　　臺“立法院”第二次臨時會草草落幕，除了因應“廣大興案”而通過的漁業法規，及因應“洪仲丘案”而翻修的軍事審判法規，僅通過了幾個零星的組織法案。至于民眾關注的“核四公投”及“服貿協議”，則以在野黨霸占議場、而執政黨棄守戰場作收。“立法院”成為不折不扣的“時事回應院”，也讓自己的角色從政治核心退到邊緣。　

　　從近幾個會期的表現看，“立法院”留給民眾的印象只有兩個：其一，是永無止盡的議事抗爭。在野黨遇到有意見的法案，就以攻占主席臺或霸占議場杯葛，讓議事功能完全停擺；而占“國會”多數的執政黨，則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其二，是“密室分贓”。“立委”在“立法”及議事上缺乏表現，卻透過朝野密室協商各取所需；法案有如菜市場的豬肉，被放在砧板上稱斤論兩。　

　　朝野“立委”或許毫無自覺，但這種自甘墮落的景象，已使“國會”從過去“政治發動機”的角色不斷自我邊緣化，從過去“領導民意”退化為被“民意推著走”，甚至到了被民意“鄙視”的地步。試想，以往各種“修憲”、環保、經濟發展等重大議題，都是在“國會”殿堂發動，經過正反雙方的論戰，才形成為政策；而如今，人們何曾見到“立院”還有引領風騷、創造議題、激蕩想像的能力？　

　　“立法院”的沉寂和沉淪，可歸結為幾個因素：第一、是“立委”的平庸化及民主素養的下降。由于選制的變化及藍綠對峙的形成，排擠了理性問政空間，平庸和偏激之士反而勝出，“立法”品質劣化是必然趨勢。在無法憑論戰一較高低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便不再受到尊重，而演成“多數服從少數，少數杯葛一切”。因為無法辯論，所以就杯葛議事，不僅讓臺灣的民主變成國際笑話，人民的選票也如同廢紙。　

　　第二、是執政黨意志及凝聚力的散失。國民黨在“國會”雖占絕對多數，但在個別議題上，主政者卻往往無法號令黨籍“立委”；許多“藍委”因個人利益的考量，對“中央”決策表現得無心無力。行政部門對執政黨“立委”只有尊重而無信任，執政黨“立委”對政策缺乏參與感，使得“行政”和“立法”部門嚴重脫節，執政黨在“立院”徒具虛名。　

　　第三、是朝野協商機制被濫用。協商機制的法制化，使得各項朝野爭端都透過協商、而非政策辯論解決。事實上，在野黨發動許多杯葛，都只是為了能在協商密室里爭得更多籌碼；于是，正當的議事手段被舍棄，卻讓少數人只手決定一切。這已不是民主代議，而是寡頭壟斷。　

　　協商機制濫用的另一個影響，是對立法專業的斲傷。一個民主“國會”，各專業委員會和資深、專業型的“立委”理應在“立法”過程里扮演重要角色；但在“事事皆協商”下，往往輕易推翻委員會和專業“立委”的意見。因專業“立委”不如表演型“立委”受到重視，“立委”退化到以“回應時事”作為主戰場，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人們指責“總統”及行政部門失能時，不能不注意到此一現象其實有很大部分是立法部門的失能所造成。試想，“立法院”在短短數日匆匆決定“軍事審判法”、“國安法”的修法方向，來不及深思便火速“三讀”；而原本應該要討論的“核四公投”、服貿協議乃至年金改革、公債法等卻被束諸高閣，不容有討論的機會；這樣的“立法院”，如何有利于臺灣？今天的“國會”，既無政策討論的功能，也幾無主動產出法案的作用，甚至連培植政治菁英的功能都已喪失；這樣的“立法院”，如何自我期待？　

　　要提升政府職能，執政黨必須加強黨政協調，擴大政策參與，把黨籍“立委”視為決策團隊的一份子，才能爭取他們在“立法院”的支持。“國會”的朝野協商機制必須設法改善，加強委員會功能及資深、專業“立委”的影響力，才能提升議事品質及“立法”水準。包括“立法院長”角色的拿捏，在維持“議事和諧”之外，要有更高的民主追求。畢竟，一個連會議都無法進行的“國會”，已喪失了臺灣支柱的角色；而失去了代議功能，“立法院”恐怕也只是裝飾民主的花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