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低薪總令人傷感。近來，臺灣政壇彌漫“低薪恥辱說”的口水戰。但面對低薪現象，卻很少人從一個較長時期的結構性角度來剖析。

　　臺灣《立報》7日社論指出：臺灣薪資倒退，究竟是怎么回事？實際上，很多研究都不約而同指出，全球化讓勞工薪資凍結，而伴隨的另一現象則是財富不斷往上層累積。臺灣，就這個角度來看，并非例外。

　　這些研究，其實都指向分配政治的議題。何以全球經濟依舊增長，但勞工薪資卻原地踏步，甚至不進反退？

　　答案必須從歷史的脈絡里來尋找。勞資關系的物質分配，較平等的年代在二次大戰后，也就是東西冷戰剛揭幕時期。所謂東西冷戰，其實是姓資姓社路線的全球大對抗，因此西方為了避免被“赤化”，資本主義道路必須修正，釋放一定程度的利益拉攏勞工階級，而這就是福利國家的濫觴，也導致了國內所得分配的相對平均。

　　而所得分配惡化，則肇始于1980年代，而這也是冷戰的尾聲。到了1990年代，已經沒有外部敵人的西方資產階級自然沒有繼續釋放利益給勞工階級的必要，加上全球市場的開放，資本尋覓更低薪勞動力的能力更強，故而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惡化的向下拉力。

　　臺灣亦如是。很多人說，臺灣在1980年代之前，兼顧了“增長”與“平等”，但這仍不能脫離冷戰環境的解讀。首先，戰后國民黨來臺之初推動的土地改革，乃根本瓦解了舊地主的既得利益，不但讓社會貧富差距相對縮小，也營造了政治正當性。其次，代表工業化的新資產階級的“起飛”不過從1970年代才開始，發展時間不久，自然也就在所得分配的初期看似相對“平等”。

　　關鍵的轉折在1980年代中期。斯時，臺灣工會運動遍地烽火，從年終獎金爭議到追討加班費，靠著這股短暫的政治覺醒，加上蔣經國逝世后的國民黨內部分裂，與民進黨甫成立的競爭壓力，結果竟寫下了臺灣勞工薪資成長的黃金一頁。

　　拋物線到頂點后，接著就是下滑。工會運動兵敗如山倒；兩岸關系從冷戰到和解，政治對抗的壓力變成資本家可以兩地比價的移動舞臺；加上兩黨的逐漸體制化，臺灣勞工于是乎淪為政治無力的百萬散眾。

　　這說明了，薪資議題絕不是單方面呼吁資方起心動念，而是涉及實力消長的勞資關系。如果勞工持續處在低度工會化狀態，恐怕經濟成長了、產業升級了，勞工恐怕還是只有望梅止渴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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