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時代，許多人都已觀察到個人所得與財富有兩極化的趨勢，也就是所謂的“貧者越貧，富者越富”。臺灣《中國時報》28日發表社論說，原本在統計常態分配中段的臺灣廣大中產階級，也開始在往兩端走，有漸漸形成“M型化”的隱憂。當然，任何一個時點的靜態社會所得即使略有不均，也未必值得憂慮；一般而言，社會學者在靜態所得分配之外，更在意動態的階層移動。如果父母的富有不見得能保證子女的富有，而父母的貧困也不妨礙兒孫出人頭地，則社會貧富貴賤的階層就有動態的更替，而短期的所得分配不均，也就不那么受人詬病了。 
　　　
　　然而社會階層的流動并不是憑空而來的。一般而言，促成階層流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教育。教育在社會中扮演兩種功能，一是啟蒙、二是累積人力資本。我們一方面希望貧困家庭的子女能夠接受免費的“國民”基本教育，以助其啟蒙，另一方面也希望所有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機會，以助其實踐自我。如果基礎教育能免費、高等專業教育能提供平等機會，則當局對社會階層流動就已經做了基本的協助。相反的，如果在財富漸趨M型的社會，連教育機會均等都做不到，那么弱勢翻身就更困難，“貧者長貧、富者恒富”就有可能成為社會積怨了。

　　社論指出，日前，該報專題報導指出臺灣的大學畢業生，從學校畢業踏入社會第一天開始，就體驗了教育階層的M型震撼。據報導，七月份十萬多名初次尋職者中，臺、成、清、交等“國立”大學畢業者尋職相對容易，但是冷門校系則遍寄履歷卻苦無面試機會，形成強烈對比。資料顯示，有廿四％的職場新鮮人連一次的面試機會都沒有。這么高比例的畢業生，將來也許會變成失業人口、或低度就業、或退出勞動市場，無論如何都顯示其過去四年左右的大學投資多多少少都有些浪費。十萬六千人的廿四％就是兩萬五千人；每年兩萬五千人的教育訓練石沉大海，這對受教者而言、對社會而言，都是非常可惜的。由此也確實該對當前的教育政策做些檢討。
　　　
　　首先，教育當局要仔細檢視一下知名公立大學的學生家庭結構。有學者分析指出，臺灣家庭經社地位良好的學生，其實有更高的機會就讀公立大學。過去數年，教育主事者一再改變基測、學測、推甄、申請等入學方式，但不論入學方式如何改變，卻始終要以匿名聯合筆試的成績做基礎，就是因為聯考有其公平性。如果我們社會花了這么多力氣以不同的考試入學方式追求公平，但到頭來還是對家庭經社地位高的學生有利，那么這種表象考試公平的背后，其實還是有若干不利社會階層流動的因素，值得教育當局重視。尤有甚者，當各種學測或聯考的競爭激化時，所有學生都投入不必要的機械式演算與記憶，平白無故地養肥了補習班業者。這樣“考試程序公平、階級流動不公平”的窘況，難道是教育當局所樂見的？ 
　　　
　　其次，臺灣兩千三百萬人口卻有一百六十幾所大學的世界奇跡，也確實到了主管當局出手整頓的時候了。我們并不贊成以“人力規劃”式的經建思維，去管制大學系所的興廢與招生人數。但教育當局在短短數年之內，容許臺灣數十所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也絕對是不負責任的施政。我們的教改高層說要將臺灣的大學依加州大學加以分類，區隔為研究型、教學型與社區型三種，卻懾于可能的反彈始終不敢執行。教育主管明知大學已然過多，卻不敢違逆地方民意代表的壓力，仍舊在各地不斷“升等”技術學院。“教育部”一直說要建立大學院校的退場機制，但就是沒有哪一位部長敢得罪人，真正以公開的評鑒數據或招生資料促成學校的退場。 
　　　
　　社論表示，今年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兩極化就業狀況，雖然令人不安，卻是日后學生選校選系的重要參考。這樣的資訊其實不應僅由媒體片段的報導，而該由教育當局做全面的統計。大學退場與學校分類不能光說不練，而要靠數據揭露與媒體的報導提供資訊，再由“教育部”循序促成。臺灣的“教育部長”在虛幻意識形態之外，是不是也能關心一下高等教育的實際問題呢？

[責任編輯：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