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近日發布規定，各縣市可設立“性專區”，輿論反應熱烈。臺灣《聯合報》7日發表社論指出，這個“法令”誰也不討好的原因在于： “性工作是否等同為性剝削”、“性工作除罪是否等同于贊同性產業”的爭議，不斷在臺灣社會糾結與對立。社論直言：不能將“性專區”作為鋸箭法，留在肉里的那一段箭鏃才是問題所在。

　　社論摘編如下：

　　島內民意部門趕在社會秩序維護法“罰娼不罰嫖”的條文因“違憲”即將失效的最后一天，火速表決通過行政主管部門版“性交易專區”的修正條文，規定各縣市可設立“性專區”，但專區外娼嫖皆罰，以取代“違憲”的“舊法”。馬英九候在辦公室，立即簽署公告，總算趕在最后一刻解決了“空窗期”的尷尬難題。  

　　但是，這費時兩年端出來的“新法令”，可謂完全違反了大法官解釋當初保障底層性工作者的精神。  

　　事情可從兩年前的大法官“釋憲”說起。兩名宜蘭地院法官為不斷遭逮、受罰的弱勢老妓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接著大法官會議宣告社會秩序維護法中的“罰娼不罰嫖”條文違憲、應于兩年后失效。大法官認為，“罰娼不罰嫖”除了在法律上對娼與嫖兩造有差別待遇之外，從事性交易的女性通常為經濟弱勢，罰娼將使其經濟處境更加困窘，明顯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的平等原則。  

　　行政主管部門前負責人劉兆玄曾開明地宣示，要“呼應性工作者人權要求……原則上除罪、除罰化”。在民間，因“性工作權合法化”主張而分裂的婦女團體也達成“不罰娼”的立場共識。到了今年7月，修法期限在即，行政主管部門提出“有效管理、適度開放”的政策指示后，行政主管部門推出“性專區”構想，于是演變為“娼、嫖皆罰”、“特區除外”的修法。但是，問題在于，“性專區”卻無設立的時間表；既無專區，即一律不能除罪。對這樣的結果，不知兩年前同情底層性工作者的大法官們做何感想？  

　　新法在形式上是開明地推出“性專區”構想，承認性交易的人性需求，在專區內娼嫖不罰，似是“有條件地、區域性地”將性工作除罪化；但實情則是，將管理性產業的燙手山芋丟給地方，各縣市首長在第一時間的回應卻是忙不迭宣示“永不設立性專區”以示清白。由此看來，性工作政策由中央丟到地方，由法律問題又變成地方上的道德拉鋸戰，地方政府將責任推給“民意”與“社會共識”，結果就形成“專區難設、娼嫖皆禁”的現實，竟與兩年前大法官解釋保障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新法令”的法律效果是：在性專區出現之前，社會的性道德管制已退回到“娼嫖皆罰”的反人性與反人權的時代。不禁令人好奇，21世紀臺灣第一個“依法取締”的嫖客將落在哪個縣市、又會是何等背景與面貌？  

　　行政與民意主管部門對于性工作管理的立場如此左支右絀，兩年時間竟修出了一個“誰都討好不了”的條文，根本原因在于“性工作是否等同為性剝削”、“性工作除罪是否等同于贊同性產業”的爭議，不斷在臺灣社會糾結與對立。民間沒有共識，誰都不想捅馬蜂窩，面對修法期限，行政主管部門與民意部門也只好聯手打混仗。  

　　從14年前臺北市廢公娼而引爆的妓權抗爭開始，當局拿“學者專家研究看看”作為實際作為的擋箭牌，性工作除罪化其實是其中最大共識。由經驗也可得知，管制愈嚴格，性產業及“人蛇集團”對性工作者的剝削也愈嚴重，性工作者的處境將更為艱難。  

　　“性專區”的立法意旨，至少承認性交易是人性所不能禁、社會所不能免；因此，就法理言，地方政府若不能設“性專區”，其實可視為對人性及人權的維護不周。也就是說，有了“性專區”，容或可對區外行為處罰；若無“性專區”，那其實可說是當局的失職失能，則豈能處罰人民？  

　　不能將“性專區”作為鋸箭法，畢竟留在肉里的那一段箭鏃才是問題所在，而不能只是切去外頭的箭羽了事。此法在法理上不通，在實務上難行，必須另謀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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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