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通過了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則——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而就在當天，日本還決定4月上半月與印度舉行政府間磋商，探討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的水陸兩用救援飛機“US2”的出口事宜。毋庸置疑，日本此次正式通過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將給日本提升與擴大軍事裝備技術研發與出口提供極大便利，同時也將給安倍內閣蓄謀已久的解禁集體自衛權、重新走上軍備擴張危險之路做好鋪墊與準備工作。

　　不過，日本此次通過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未來最大的不確定性、也即對亞太地區安全的威脅將會日益增多，作為與日本同處于亞太地區的中國，對此應該加大警惕力度，未雨綢繆，提前做好各項應對處置措施。

　　首先，按照日本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之一的規定——僅限有利于做出和平貢獻和有助于日本安全的情況下允許出口，這里要特別注意“有助于日本安全的情況下允許出口”這句話的含義。這句話內涵豐富，未來在形勢所需時，可以做出有利于日本的各項解釋。而其中最直接、最迫切的有助于“日本安全”的事項莫過于攸關日本能源安全的“海上能源運輸航線安全”，所以，未來幾年，日本極有可能以“有助于日本海上能源運輸航線安全”的名義，向沿“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馬六甲海峽——南海”這條所謂日本海上能源運輸大動脈的相關國家出口武器，或者援助出口相關海上防衛裝備與技術，而日本的海上能源航線同時也是中國海上能源進口的關鍵航線，日本通過“防衛裝備轉移”與海上能源運輸航線沿岸國家加大防衛合作力度，勢必對中國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產生消極影響。因為日本所謂“與海上能源航線相關國家加大防衛合作”的動機并不單純是為了日本的能源安全，不言而喻，日本深層目的還在于牽制與制約中國海洋戰略的發展，通過防衛裝備技術轉移，日本可收到“一石二鳥”的功效：一是可以加深與海上航線沿岸國家的互信關系，二是可以借用這些防衛裝備技術明里暗里監控中國海上各種艦船的動向。另外，當遇到一些突發的不可預測的戰亂與自然災難時，日本可以在危機時刻拉攏美國以及相關沿岸國家，對中國艦船通行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與障礙。

　　鑒于此，中國作為一個近年來能源消費日益依賴于海外進口的國家，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的各種風險因素對中國能源安全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多，為此，應抱有深深的憂患意識，而防患于未然，消弭于無形，當是確保中國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的應有之義。

　　其一，通過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為入手，充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內涵，以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聯絡與加深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感情的新的紐帶，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其實也正好是中國海上能源進口航線的必經國家，建設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正好能營造有利于中國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的國際環境與氛圍，進一步筑牢中國海上能源安全的屏障。在具體措施上，包括：切實遵循中國新近提出“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發揚600多年前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和平開發海洋的歷史傳統，把中國愿意真誠、真心、不帶任何私心雜念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發展互惠關系的精神貫穿始終，使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真正認識到中國協和萬邦的博大胸懷，即使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可以去拉攏海上能源運輸沿岸相關國家來牽制中國發展，甚至可能還會離間中國與海上能源運輸沿岸相關國家的關系。但是，只要中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實施得當、落到實處，完全相信能再現600多年前鄭和出使西洋各國所展現的中國“不怒自威”的大國風范，到時，日本的某些伎倆會不攻自破。

　　其二，中國應將建設海洋強國與實施海洋戰略和確保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統一起來、統籌謀劃。建設海洋強國能為中國海上能源運輸安全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實施海洋戰略則為中國確保海上能源運輸安全作出長遠保證，而提升中國海上能源運輸安全的系數又為中國建設海洋強國與實施海洋戰略提供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為此，中國一方面要加大海洋科考力度，重點集中相關科研人員加大對海上能源運輸航線必經海域的科考力度，進一步摸清相關海域的洋流、水溫、季風變化規律、海底地質地形、海洋資源等海洋相關知識；另一方面，中國海軍艦艇應加大圍繞海上能源運輸航線巡航與演習的力度與頻率，模擬有關海域中國油輪發生突發事件或者某些關鍵海上航線遭遇封鎖時該如何應對等。

　　其三，鑒于日本至今仍頑固不化對待二戰侵略歷史的態度，日本大幅放松防衛裝備出口禁令，將會令國際社會對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擔憂更加趨向現實，如果日本重點傾向南海-馬六甲海峽周邊國家出口防衛裝備，必然會引發地區局勢緊張，必然會對中國能源安全形成極大壓力。為此，中國應以日本不能也不想徹底反思侵略歷史、妄圖推翻二戰結果與二戰后國際秩序為由，向聯合國大會甚至聯合國安理會提交譴責乃至制裁日本的提議，以把日本加大出口防衛裝備的真正目的暴露于國際社會面前。（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學者龐中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