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上臺以來，日本外交的一大突出轉變就是頑固、執著地奉行“制衡中國”戰略，在外交與安全戰略等問題上處處和中國過不去。無論東海釣魚島爭端、臺灣問題還是南海緊張局勢，無論對美、對俄、對韓關系還是對歐洲、印度和東盟的政策，安倍政府幾乎無一不以“孤立、打擊和遏制”中國作為外交的重要目標。

　　安倍政府奉行的“制衡中國”戰略，和東京重新解釋憲法、通過新安保法案、采用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大幅度增加軍費等一些列擴軍備戰行動一起，構成了日本安保戰略的“一體兩面”。日中關系，已經實實在在地變成了亞太地區最不穩定的“戰略對手關系”之一。受這一戰略驅使，安倍政府會繼續謀求修改憲法、徹底破除“不戰條款”對日本外交、軍事和海外行動的最后限制，進而與戰后日本的和平體制徹底告別。

　　許多人把日本外交與安全戰略的這一動向解釋為日本軍國主義有可能復活，這未免一廂情愿。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否復活，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日本是否能夠重新恢復以“皇國思想”為核心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二是日本民主體制崩潰、軍人重新成為權力結構的主體;三是日本民眾再度相信軍事擴張是日本的生存之道。目前來看，這三個條件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大可能具備，因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可能性非常小。

　　安倍政府“敵視中國”有必然性

　　安倍政府今天奉行的“戰略上敵視中國”政策，是近20年來亞太地區權力結構變遷的必然結果。盡管日本在當前國際體系中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大國”，但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重新開始擁有了“大國”所應具有的力量潛力。從這個角度上說，安倍的擴軍備戰是當今這樣一個日本必然做出的反應。

　　國際關系中存在著難以改變的“安全困境”的作用，國家間的力量對比和實力此消彼長必然引起不安、甚至恐懼的心理和政策效應，總是會主導國家的外交、安全和戰略選擇。對于地理位置鄰近的國家來說，這種“安全困境”的作用就更為明顯。目前，中日在“歷史問題”上的對立依然嚴峻、兩國民眾的心理對立和相互嫌棄感不斷加深、兩國政府對價值體系尊崇存在嚴重分裂，這種外交和安全關系的惡化更是具有某種“認知結構”而非單純“權力結構”變遷帶來的沖擊。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對于一個崛起的中國，日本外交和戰略的調整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已經開始，只是到了安倍政府時期開始進入“質變”。若從這個角度考慮，日本迄今在軍備方面調整的幅度和步伐似乎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不能總以軍國主義視角理解日本擴軍備戰

　　如果我們總是一味地以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活來解釋安倍政府的“制衡中國”和“擴軍備戰”政策，這反而會削弱我們對日本戰略走向和內在驅動因素的準確把握。即便日本不往軍國主義老路上走，一個處處與中國作對、在外交和戰略上以“挑戰和制衡中國”為基本目標的日本，仍將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給中國帶來沉重的戰略壓力。

　　首先，安倍政府將會持續在安全問題上“妖魔化”中國，比如因為我們在南海合理合法合情的維權行動而給中國扣上“現狀改變者”的帽子，或把中國視為歷史上和軍國主義國家、法西斯主義國家一樣試圖使用武力改變現有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日本政府越是在政治和戰略上如此“定義”中國，安倍政府推行新安保法案和爭取修憲的動作越能博得國內民眾的同情和支持。安倍政府事實上是在拼命利用“中國因素”為其赤裸裸地拋棄和平主義憲法和安保體制張目。

　　其次，美日軍事同盟的協同行動之外，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和“價值觀外交”將繼續推行下去。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再次在亞太區域外交和全球政治中積極推行以特定“威脅”為目標的進攻性外交和國防政策。安倍政府2016年1月和英國舉行國防與外交部長的“2+2會議”，日英兩國聯合就南海問題喊話、日本邀請英國參加遠東的軍事演習。另外日本還有意在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之間充當“調解者”，力圖拉攏莫斯科來孤立中國。如此種種的企圖表明安倍政府正在使出渾身解數以便在日中安全議題上“孤立中國”。

　　第三，2016年3月下旬日本的新安保法案將正式生效，美日軍事同盟框架下的海外協同作戰系統將正式啟動。安倍政府在南海和臺海等問題上的外交介入將有可能正式升級為軍事介入。前不久在民進黨贏得201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后，安倍政府發表賀言稱臺灣是日本的“老朋友”。筆者認為，未來幾年日臺關系升溫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安倍政府已然做出選擇，要在幾乎所有涉華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上站在中方的對立面。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中國政府在使用民航客機在永暑礁機場進行試飛和航行校驗后，日本外相岸田迅速惡言相向，指責中國旨在破壞“南海現狀”，強調“不能被容許”。

　　今天，日本對中國的威脅，遠非很多中國人想象中的“復活軍國主義”，而是實實在在、多方位的對華輿論丑化、外交挑釁和安全威脅。對于這樣一個日本，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至少，從痛苦的歷史記憶和依然困擾著兩國關系的“歷史問題”中去簡單尋找“概念化”的日本，這種認識已經過時。處理對日關系，正在成為中國大國崛起真正的試金石。 (朱鋒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