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大地的兒子

　　12月8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瑞典華人工商界歡迎宴會上，工作人員為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中）和夫人杜勤蘭（左）配搭胸花。 新華社發

　　北京時間2012年12月8日零點半，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說《講故事的人》，我在第一時間觀看了莫言講演的全過程，感受強烈而震撼。

　　這是一篇以記述為主體的演講，我記得在全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講演中，只有《尼爾斯騎鵝歷險記》的作者、19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瑞典女作家塞爾瑪·拉格洛芙和它相近。莫言揚長避短，說了許多故事，用一個個看似淺顯的故事說理。早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上學，老師布置作業，叫學生談感想和理想，莫言也是講故事，用故事來說明一個個道理。可見，故事是莫言的生命。

　　演講開始的“母親”和“饑餓”話題，是他創作活水的兩大源泉。他講故事的能力，是從母親那里開始累積的。還有就是被迫無奈地過早輟學，小學沒畢業就放羊、做工，使他無比孤獨。他說“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

　　有人或許會問，為什么莫言要在講演里說“在生活中謙卑”，“在創作中頤指氣使，獨斷專行”，“逃脫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呢？這和故事有什么關系？

　　我認為，莫言的逃脫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就是逃離拉美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找到自己的根，擁抱傳統，擁抱大地，創出新型的藝術，開辟“幻覺現實主義”、說故事的新路。莫言最大的特長和特色就是，他是不折不扣的故事簍子。他認識到這個長處，從而發展、發揚、突出長處。“故事”有好壞，有血肉，正如人有千姿百態一樣，小說的故事也是千姿百態的，莫言需要把它做得盡善盡美。而盡善盡美的故事，才能永遠流傳。

　　通過講故事，莫言建立了他的“幻覺現實主義”（hallucinationary realism)王國，而非“magic realism”（魔幻現實主義）王國。這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對他作品的精確定位。我們一定要注意“魔幻”和“幻覺”的差異。正如我在《大師莫言》里分析的，“魔幻”屬于拉美，“幻覺”屬于神秘的東方世界，古老的中國。在這里，誕生過神怪小說，以《聊齋志異》和《西游記》最為著名，“神怪”即“幻覺”即“異形”。《三國演義》里的諸葛亮近于“妖”，其實也是“幻覺現實主義”之變種。偉大的《紅樓夢》，其“太虛幻境”、秦可卿托夢等情節，不在人間，超乎凡力，也是一種“幻覺現實主義”。《水滸傳》里的108將，對等于36天罡72地煞，降妖伏魔，同樣有著“幻覺現實主義”的痕跡。“幻覺現實主義”和“神怪小說”有差異，莫言涵養于傳統，加進了現代元素，是一種創新和突破。其探索難能可貴。

　　在莫言的故事王國里，他是“上帝”。莫言曾說，在現實生活里他很膽小，一旦講故事，他就是“皇帝”。其實說自己是“皇帝”不夠精準，應該是“上帝”。因為“皇帝”是凡人，凡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他不能“無中生有”。一個講故事的人，卻是“上帝”，必須具備“無中生有”的能力。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后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今后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確實，“故事”需要宣揚“真理和正義”，否則故事就失去應有的價值。莫言獲獎后發生的故事，讓他明白贊美他有贊美的理由，即使罵他的，也有罵他的道理。他能夠承受。

　　這么看，“講故事的人”題目雖樸實，內涵卻深遠。因為諾貝爾文學獎獎勵的是文學作品，不是政治，不是經濟，也不是歷史；而文學的本質就是寫好人物，講好故事。莫言突出它，說明他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只關心故事，只關心怎樣講好故事。

　　韓愈說，聞道可以有先后，術業卻需專與攻。尤其是社會分工越來越嚴細的當代社會，不專不攻，不能成其大。莫言對自己有著清楚的認識，目的明確，過著有所取舍的生活，這樣終獲成功。如果一個人面面俱到，那他很可能樣樣一般化。

　　莫言不做經濟學家，不做社會學家，也不做政治家，他是文學家，作家，具體地說，是小說家。再聚焦到一點，就是“講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