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 著名經濟學家。祖籍江蘇儀征,1930年生于南京,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留校工作至今。歷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等職。1988年至2002年任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間,主持起草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2003年至2013年任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期間,推動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新老“36條”出臺。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F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資深教授。

　　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影響決策的經濟學家之一。雖然已是83歲高齡,嗓音也有些沙啞,但他每次亮相、每次發言,都會引起人潮涌動、各界關注。他的觀點嚴謹、獨到、鮮明。從“厲股份”到“厲民營”,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從他學術觀點中提煉出的名號,總代表著當時討論的焦點——他就是厲以寧。

　　2013年10月10日,在被寄予厚望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厲以寧受環球人物雜志邀請,參加了“2013中國民營經濟論壇”。在全場潮水般的掌聲中,他緩步走上講臺,從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題。講到問題時,他表情嚴肅,提高聲音。正是在這次演講中,他再度語出驚人,公開批評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失職”,認為“中國的轉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演講結束后,厲以寧接受了環球人物雜志的專訪。一落座,他就請自己的學生幫忙,把忘在講臺上的手表取回來,放到身邊的桌子上,并對記者解釋道:“做什么事,時間都要控制好。演講也是,得給后面的人留足時間。”

　　采訪中,厲以寧就國資改革、民企轉型、城鎮化道路等一系列問題與記者展開交流。談到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期待,他說:“改革是不能停頓的。我對新一屆領導充滿信任,相信在黨的領導下,風氣是會改變的�！�

　　國資委不要直接管企業

　　9月中旬,厲以寧率團對德國、西班牙進行了為期7天的學術訪問。他說,之所以會有此次歐洲之行,是因為國外近來唱衰中國,認為從2010年第一個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率連續13個季度放緩。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表示,如果中國不能提高內需在經濟結構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下降至4%左右,面臨“硬著陸”風險。

　　環球人物雜志:您認為中國會“硬著陸”嗎?如何看待西方針對中國的悲觀論調?

　　厲以寧:中國經濟吸取了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完全可以避免“硬著陸”,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今后,經濟指標雖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實現兩位數增長,但應該能保持7%—8%的增長率。

　　環球人物雜志:但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如民營企業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仍不占優勢,且面臨融資難等問題。

　　厲以寧: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民營企業一直迅速發展,但它們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2010年以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民營經濟受到的沖擊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紀90年代前期,民營企業的確有一段大發展時期。根據這兩方面的情況來看,我們不能說上世紀90年代前期是“國退民進”,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個時期經濟格局的變化會對民營企業產生很大影響。

　　像你說的,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國有企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比較容易獲得貸款。有的大企業沒有太大的投資框架,就把從國家和銀行得到的貸款交給專門成立的子公司進行放債。出現這樣的情況,不能說是國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環節上出現了問題。從整個趨勢來看,上世紀90年代前期到現在,民企和國企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國企、民企的最終發展目標是實現雙贏、共贏。

　　環球人物雜志:要實現共贏,國有企業應該怎么做?

　　厲以寧:應該對國有資本體制進行改革。這個改革分高、低兩個層次。高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國有資本的配置效率。國有資本既然擔負著國家賦予的使命,就應該想辦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國有資本最終的收益和價值,這才是國有資本管理部門的任務。因此我建議,要對國資體制進行改革,國資委不要直接管理企業,而應該組建若干個行業性或綜合性的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公司,哪個行業需要大發展,或者產能不足,就加大資本投入;哪個行業產能過剩,就抽回資本。

　　低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即變國有企業為真正的企業。既然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應該讓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法人治理結構起作用,要國資委直接管理干什么?!你(國資委)把企業變成不能自主經營的企業,這是失職!即使國家擁有的股份比較多,(企業)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過召開股東會、董事會來做決定。只有這樣,國企和民企才能處在平等的位置上。國企是執政黨的經濟基礎,民企也是,執政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國企、民企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無論國企、民企,其產品都屬于中國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國的品牌。只有當大家都根據法人治理結構來進行管理,公平競爭,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實,國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獨立性,才能自主決策、自主經營。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環球人物雜志:民營企業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厲以寧:對于民營企業來說,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誤解,應該叫“體制轉型”。民企體制轉型的前提,是產權必須得到保護。

　　在產權得到保護、產權清晰的基礎上,民企要重視發展方式的轉型,也就是要和國企一樣,進行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一些人總覺得,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可以用,但這個時代其實已經過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時,有企業家問我:“我們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是中小企業,做玩具、日用品、服裝,產品價格都很便宜,怎么搞自主創新?”我笑了: “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過,人家(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樣,卻能自主創新,比如產品工藝的設計改一改,原材料的選擇改一改,營銷方式改一改,所有這些都是創新的表現�！�

　　還要重視營銷方式的轉型。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不僅需求可以創造供給,供給也能創造需求。電動刮胡刀剛問世時,人們不敢買,擔心把肉刮下來。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給消費者看,這樣才慢慢推廣開來。營銷方式和自主創新是結合在一起的。企業要不斷有新產品出來,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產品,就要有適合它的營銷方式。

　　管理體制上也要轉型。家族制、家長制管理體制已經過時,應該采取經理人制度。血緣關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關系,兒子可以有股權,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為公司將來的總帶隊。

　　環球人物雜志:對于國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么看?

　　厲以寧:二者間相互競爭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剛從德國回來,那里有很多小企業是專門為大工廠生產某個零件的,產品質量很高。這些小企業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練的技工成長起來的。工業化剛開始時,第一批機器是誰造的?都是英國當時的小老板,他們會建磨坊、會做鐘表。而在中國,國有大型企業不和廣大的民營小企業合作,什么都要自己生產,實際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國企、民企的合作有潛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