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

　　綠化固沙壓縮牧羊數量理

　　其實，2000年左右，沙塵暴就引起了北京市民警覺。

　　2000年，北京發生氣象紀錄以來第一場特大沙塵暴。這一年，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啟動。這是為了減少京津沙塵天氣，治理京津周邊地區土地沙化而出臺的一系列措施。

　　而事實上，自1979年起，我國就實施了“三北防護林工程”“退耕還林（草）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等多項生態工程建設。但盡管一直在治理，沙塵暴依然存在。

　　2002年，北京又遭遇建國以來最大的沙塵暴，持續時間長達49小時，總降塵量3萬噸。

　　同年，針對沙塵暴形成的原因，國家環保總局“沙塵暴與黃沙對北京地區大氣顆粒物影響研究”課題組組長全浩建議，應自北京起向外擴展至蒙古國建起4道生態屏障，拒沙塵暴于大門外。在北京北部的京津周邊地區建立以植樹造林為主的生態屏障，第二道屏障是在內蒙古渾善達克中西部地區，建起以退耕還林為中心的生態恢復保護帶，第三道屏障在河套和黃沙地區建起以黃灌帶和毛烏素沙地為中心的鄂爾多斯生態屏障；最后一道屏障要設置到蒙古國，盡快與蒙古國建立長期合作防治沙塵暴的計劃框架，從根本上解決沙塵暴問題。

　　負責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的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防沙治沙辦公室林業工程負責人陳京弘介紹，整個工程包含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內蒙古5個省市自治區。自工程開展以來，通過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小流域治理、節水灌溉等，還有對環境惡劣地區進行生態移民，北京的風沙得到了不少緩解。

　　“目前北京沙塵暴天色泛起的天數很能說明京津風沙源管理的明顯成果”，陳京弘提出了數據佐證，上世紀50年代均勻每年為3.2天，現在的沙塵暴天色已降為0.4天/年，沙塵天色數顯著減少。

　　蘇尼特左旗總面積3.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為3.4萬人，其中牧區的牧民1.7萬人左右，平均每個牧民能擁有近2平方公里的草場供放牧。

　　“地廣人稀并不意味草原承載力就高，蘇尼特左旗的環境非常脆弱，”蘇尼特左旗草原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王殿成說，“平均30畝地才能養活一只羊。”

　　為治理草場退化，蘇尼特左旗制定了“南治北移、中部劃區輪牧”的策略，即：在南部渾善達克沙地以“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為依托，實施飛播造林、封沙育林等生態建設項目；在北邊荒漠化草原區則實施邊境生態移民，劃分禁牧區；在中部推廣劃區輪牧。

　　此外，在北部荒漠化草原地區鼓勵牧民轉移進城，同時對牧民進行各項補貼。“現在農牧業的各種補貼已接近20項。”

　　王殿成表示，當地主要養的蘇尼特羊和山羊的數量也需壓縮。“山羊對草場植被的破壞性更大，每年山羊的數量也在壓縮。”王殿成說，全旗山羊的數量已經由2005年的43.1萬只下降到14萬只。

　　2010年開始，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開始禁牧，牧民其其格自己所住的方圓30公里內，只有3家牧民仍放羊。其其格1600畝的草場養了230多只羊，往西20公里外的老太養了20多只羊，東面一戶養了50多只。

　　治理之艱

　　超載過牧占牧區25%以上

　　其其格算了一筆賬，家里每年賣出30多只羊，十幾頭牛，一共能換來3萬多塊錢。但這3萬塊錢花費的速度比沙漠化來得更快。其其格草場上的200多頭羊和50多頭牛，每年需要購買8000斤玉米和7車草才夠喂養，這筆花費將近16000元，“這還沒算可能要買小崽和可能要買藥的錢。”這樣一來，剩下的錢只夠一家三口日常開支了。

　　蘇尼特左旗草原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王殿成知道，其其格家的情況只是1.7萬牧民之一。蘇尼特羊已被列入全國優良畜種名錄，是“享譽國內外的美味羊肉”，要牧民少牧實在困難。“牧民得生活，這是唯一的經濟來源，所以盡管有禁止超載放牧的限定，牧區普遍超載過牧，有些牧區超載率在25%以上，生態壓力很大，過牧罰款，但并不能根治。”

　　“還要配合經濟發展，都種樹了農民沒飯吃了也不可能。”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防沙治沙辦公室林業工程負責人陳京弘也提出，發展適合當地的產業和生態建設相結合，有一個良性的、互動的增長，這是未來治沙的方向。

　　治理沙塵缺乏統一協調

　　而治沙成效，并不是幾個部門就能夠做好的工程。

　　蘇尼特左旗林水局治沙林業工作站負責人李牧說，蘇尼特左旗政府組織了一個農林牧生態部門協調，“可是也不知道叫什么，也沒有具體協調指導過什么工作”。

　　蘇尼特左旗政府辦一工作人員對此解釋，內蒙古多數鎮級以上的政府，都設有協調管理農林牧草的部門，“但這些部門目前并沒有起到太大作用，沒有相應的專項資金，也沒有好的項目，大的工程基本仍是由分散的職能部門處理。”

　　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防沙治沙辦公室林業工程負責人陳京弘和內蒙古防沙治沙協會會長潘秀峰都認為，生態工程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工程，防沙治沙主要是林業系統在做，但它的內容需要農、林、水、土地多部門相互配合、協調。“但目前的情況是，各部門基本上不協調、各自為政。”潘秀峰說。

　　成本較大治理資金不足

　　內蒙古防沙治沙協會會長潘秀峰說，許多地方的防沙治沙工作正向交通不便、自然條件差的地方推進，治理難度不斷加大，加上人工費用和物價上漲，治理成本大幅增加，資金投入相對不足，一些地方的實際造林投入超過國家補助標準的好幾倍。

　　蘇尼特左旗林水局治沙林業工作站負責人李牧抱怨，自2000年治沙工程開展以來，國家給蘇尼特左旗的補貼是建設費120元一畝，封地育林補貼70元一畝，“可這15年來，什么都漲了，國家的補貼沒有變”。

　　富足如北京，“最早國家給每畝地100元造林建設費，市里配套100元，每畝地總共建設費200元；現在北京市每畝地的造林建設費漲到了3000元，國家的標準也漲到了400元。”就算這樣，北京市園林綠化局防沙治沙辦公室林業工程負責人陳京弘仍然提出，建設費用雖然提高了，但成本也提高了，“這些錢要干這個事情還是有點困難，一個人工都長到100多元了。”

　　在陳京弘看來，這個問題放到外省市難度更大，“它們現在的經濟還達不到這個水平，沙區本身環境惡劣，投入又少，國家的那點錢它也干不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