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成為文化

　　“平常到餐館吃飯，吃剩了會不會打包？”記者把這個問題拋給參加活動的一位母親。“當然啦，好好的東西，干嗎要扔掉？”這樣的問題，在大多數島內民眾那里，答案基本相似，因為在他們看來，打不打包是個無需斟酌的問題，選擇打包純粹是老少相傳的生活習慣。

　　臺灣人的打包習慣，最早源自農村的辦桌文化。“鄉下人好客，一辦就是大魚大肉一大桌，最后剩下一大堆菜，就裝成一包一包的讓親戚朋友帶回去。”在忠孝東路四段559巷里開小吃店的李媽媽說，這種風氣后來漸漸傳播到城市。母親節這天，她的店里更加忙碌，但再忙她也不忘替客人打包，哪怕只剩下小半碗魷魚羹，照例會問：“要不要幫您包起來？”讓記者印象深刻的是，臺灣人不僅打包干貨，連湯湯水水都會裝在食用塑料袋里帶走，服務員的打包技術也十分嫻熟，無論菜肴、羹湯、糕餅、水果，樣樣都整理得妥妥帖帖，不滴不漏，讓客人能夠方便帶走。

　　臺北京華城里的冶春茶社是大陸最早入駐臺灣的餐飲企業之一，在這里服務了四年的總經理申濱至今難忘這么一件事。幾年前，一位來這里吃飯的老者，結賬時讓服務生幫忙將他吃剩的一點點魚頭和幾根青菜打包，說是帶回家只要再加一點米飯就又可以吃上一頓。臨走時，他給了服務生500元(新臺幣，下同)的小費。“當時我挺受震動，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樣，以為打包是小氣、沒面子的行為，可是我發現這里的人幾乎都有打包的習慣。像這位老先生，他付的小費遠超過剩菜的價值，我覺得他這樣做，既是出于節儉的習慣，也是對食材和廚師勞動的尊重，歸根到底是一種愛物惜福的修養。”申濱還注意到，臺灣人除了習慣餐后打包外，點菜很少大手大腳，都是吃多少點多少，適可而止。即便是商務宴請，也是分量剛剛好，絕對少見滿桌“剩宴”。

　　在臺灣，打包絕不是平民的“專利”，富豪明星們也樂此不疲。很多年收入上千萬元的演藝明星去餐廳吃飯，一樣會囑咐服務員打包剩菜剩飯。熟悉著名歌星庾澄慶的臺媒娛記都知道，只要是這一餐沒吃完的食物他都會打包，留到下一餐繼續拿出來吃。已故臺灣臺塑集團總裁王永慶有一句名言是：“節省一元錢等于凈賺一元錢。”

　　打包、惜食于臺灣是飲食文化，也是一種時尚。

　　廚余變“黃金”

　　打包的習慣很好，但煮飯做菜卻不可能總是做到剛剛好，家里的廚余總是在所難免。崔浩志告訴記者，臺灣一般家庭的廚余量約占垃圾總量的二三成，包括剩飯菜、菜葉、果皮等。2001年以前，臺灣大部分地區的廚余都是當作垃圾拿去焚化或掩埋。但是，廚余水分、鹽分高，不適合焚化處理；送到掩埋場，也容易發出臭味，產生水污染問題。另一方面，廚余含有豐富的有機成分，若回收再利用，不但可減輕垃圾處理的壓力，也符合臺灣“環保署”積極推動的廢棄物減量與多元化處理的政策方向，更應和了資源永續經營的全球環保潮流。基于此，從2001年起，臺灣“環保署”在全臺灣全面開展廚余回收工作。

　　臺灣“環保署”相關人士告訴記者，廚余回收再利用首先要做的是廚余減量，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在民眾中大力教育倡導是重點。他們印制倡導傳單、手冊，通過各種媒體教導民眾如何將廚余分類回收與再利用；協助各縣市建立廚余回收倡導網站；經常到各個學校、小區等，舉辦教育倡導、觀摩與研習活動。這些工作已經孜孜不倦地推行了十幾年，現在仍然在做，原因在于各地人員流動、新生人口增加及外籍人士的加入，因此要將觀念和做法普及到位，保證人人知曉，人人會做。

　　如今，每當夜幕降臨，熟悉的《少女的祈禱》樂聲響起，臺灣民眾就知道垃圾車來了，于是紛紛把分類好的垃圾拿出去丟棄。垃圾車中有一輛是廚余回收專車，上面放置有一紅一藍兩只廚余回收桶，紅桶用來裝熟廚余，藍桶用來裝生廚余。

　　熟廚余回收后經高溫蒸煮，就變成了有機飼料，很受養豬戶的歡迎。臺北市環保局每年都采取競標的方式，將臺北市12個區的廚余賣給桃園、新竹一帶的畜牧場。崔浩志說，從2009年到2013年，臺北市的廚余量從7865.76噸降至5198.91噸，降幅明顯，說明民眾在飲食方面更加節約，食物浪費也越來越少。2013年，臺北市出售廚余所得的753萬多元，全部用于進一步推動廚余的回收再利用。至此，垃圾變“黃金”已不是神話。

　　生廚余送到垃圾焚化廠后，可以掩埋堆肥，待脫水、發酵后，會成為固體肥料或植物有機培養液，供民眾免費取用。記者了解到，臺中市與當地農會合作，利用廚余做成有機肥料“就是肥”，每次一推出就被民眾索取一空；花蓮縣近年推動“無毒農業”，利用廚余制作天然的有機堆肥，大大降低了種植成本。此外，廚余堆肥還被廣泛運用于蔬果、花卉種植，以及滋養公園綠地與土壤，通過這種生生不息的循環再利用方式，大地更加生機盎然，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臺北市環保局第四科科長郭國鑫告訴記者，目前臺灣還在研發厭氧發酵等廚余利用的新技術，爭取將廚余變成工業酒精、環保建材等，進行更高效能的利用，以期真正實現垃圾零廢棄，并將垃圾造成的環境污染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