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為侯孝賢

　　沒有“假期”的電影時光：一個藝術行者的擔當

　　《童年往事》里，垂老的祖母早已忘記當年是怎么來的臺灣，以為走路就可以回到廣東老家去。這部電影拍攝于1985年，距離侯孝賢離開大陸已經38年，而那時距離他再次跨過那海峽還要等上幾年時間。

　　1980年代末，兩岸往來漸趨“解凍”。作為臺灣新電影的代表，侯孝賢參與到兩岸電影界的互動交流中，可以說是引路的一批人。1991年，他就擔任了大陸導演張藝謀代表作《大紅燈籠高高掛》的監制。

　　侯孝賢說，他與田壯壯等大陸第五代導演相熟，自己還“非常喜歡”姜文導演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在兩岸電影交流中，侯孝賢一直扮演著“推手”的角色。2011年臺灣金馬獎評選中，他的學生以大陸畫家劉小東為對象拍攝的《金城小子》，獲評為最佳紀錄片。侯孝賢擔任該片監制，為拍攝團隊提供指導，連使用何種攝影機都是他的建議。

　　談到兩岸電影的未來，侯孝賢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可持續發展和提升。他提出，兩岸應在主流院線之外，建立不同的一個放映系統。他認為，主流渠道基于商業票房的考慮，一些地域性突出的影片往往被排除在外而“難見天日”。若能給這些小成本影片提供一個平臺，這類創作的實驗性、創新性就能持續影響主流，有利于商業電影和嚴肅電影的“雙贏”。

　　侯孝賢說，中國如此之大，各地都很有特色，都值得用電影表現。著眼“流行性”的商業片固然重要，但“在地性”的創作必須有人去做，這對于提升中國電影的美學高度具有特殊意義。同時，這還能影響到主流電影，可以讓中國的商業片真正“變得獨一無二”。

　　“有了特色，有了底蘊，才能拍出中國的東西，也才有能力對抗外來的東西。”他說，“我感覺是有機會的，我也很有興趣來推動。”

　　讓侯孝賢掛心的還有，包括新一代電影人才在內的年輕世代的教育問題。他認為，“人文素養非常重要”，必須有所作為地去消除教育功利化的弊端。

　　侯孝賢說，應該從小學開始，讓孩子們更好地接觸文化藝術，特別是傳統。“比如布袋戲，要演傳統的給孩子們看，那種人物出場會有定場詩的，戲臺是一體雕刻、懸掛式的……”

　　“小孩子的眼睛太厲害了，不要覺得他沒感覺，無形的熏陶是很厲害的。”他說，以電影創作來講，“沒有傳統的底蘊，你就看不到高度，你就拍不像，沒那個意思”。

　　“無論將來做什么，有好的人文素養，你的角度就不一樣。這對我們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非常非常重要！”他說。

　　對于兩岸年輕一代的電影人，侯孝賢的建議是：“你有熱情，準備做影像工作者，只有不停地做。”

　　在這位大師級導演看來，昂貴的大機器，復雜的燈光，導演在現場大呼小叫，都是“毫無用處的”。

　　“不要總喜歡大動干戈，用最簡單的器材就可以做得很好。別想太多，你只要看清楚眼前的真實，然后去捕捉它。我們面對的就是現實的景物和人，盯著，然后抓到，才知道什么是真實，拍出來才知道什么是寫實。慢慢有了這個底蘊，才能變得越來越靈活，寫實力才會越來越強，才能再造真實。”他說。

　　我好奇于侯孝賢在電影之外還有什么愿望，他回答說：“還是電影！我們拍電影的，不是不能退休，是不可能退休。我剩下的時間，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我很想去大陸，假使能每個省都拍一個片子，呵呵呵……”侯孝賢笑著解釋說，“帶學生去拍，拍簡單的那種，不是什么大制作。”

　　訪談最后，我問到是否想過以兩岸交流的新時代為題材拍攝電影，這位孜孜不倦的藝術行者說：“其實有，一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