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廈門市委書記于偉國對話

　　又一種可能發生了，同樣是從南中國到北中國之間的遷徙，只不過這次的起點是廈門，目的地北京既是古都，又是首都。隨父母從內陸到定居廈門17年之后，因為在央視工作的緣故，我又開始了從南向北的穿梭。因為有了飛機，旅程不再漫長，卻總會有故事發生。2005年的一天，我乘廈航從廈門返回北京，在同一個機艙遇到了時任福建省委組織部長的于偉國，本不想前去打擾，但他還是認出了我，兩個人聊得最多的是特區，是廈門。沒承想，7年后的2012年，我們有了一次真正的對話，此時的廈門特區已經走過近30年的開放歷程，于偉國在廈門市委書記的職位上也已歷經3年光陰。

　　雖然已經不在廈門生活，但這里還是父母的家，廈門之于我，永遠是僅次于安海的第二故鄉。為了做好這期節目，我特意提早幾日趕回了廈門，只為再一次親近這個偉大的特區。廈門之變化，是所有廈門人有目共睹的，數座跨海大橋的建成，將廈門島變成了廈門市，“變大”是最為顯著的感覺。“島內外一體化”這個詞不僅執政者于偉國在談，連鼓浪嶼上的詩人舒婷也在談：“前不久，廈門實行島內外一體化，都算經濟特區，特殊的地方法規惠及的范圍加大好幾倍。現在的大廈門，人口大概有200萬，其中一半是新移民。無論是洋博士還是打工仔，他們都在為廈門做巨大貢獻，融入本地社會，甚至悄悄影響著廈門和廈門人。”外面的世界愈加精彩，大廈門風生水起，詩人卻分明將自己與所有的影響隔離，心甘情愿地生活于鼓浪嶼上那所老房子里，甚至不允許別人說廈門半個“不”字，偏愛一座島嶼和一座城市到近乎偏執，舒婷自嘲為“廈門沙文主義”大發作。詩人的腔調，在我看來是任性而唯美的，因為類似于“島內是歐洲，島外是非洲”的說法自學生時代就響在我耳邊，優美的環境加上優裕的生活讓廈門島內人慢慢養成一種難以撼動的“安逸”態度，如今這樣的安逸卻似乎成為了大廈門發展的阻力。

　　對話尚未開啟，就吸引了廈門內外諸多媒體的關注，外界將我稱為“咱家人”，將于偉國稱為“當家人”，并希望兩個名字中都有“偉”字的男人碰撞出一期“偉大”的《對話》。“偉”不好說，“大”倒是很貼切。和于偉國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起他，他們眼中的于書記特別喜歡說“大”這個字，做事要有大的氣度，視野要有大的格局。再次見到于偉國，他并沒有急于說到“大”，反而透露了一種“很大”的憂慮：“我們的干部一出差，千方百計都要連夜趕回廈門，理由是在外地實在不習慣，看來看去還是廈門好。每次聽到他們這樣講，我很不高興。這表面上是在贊美廈門，實際上是一種狹窄的小島思維。可怕的是，這樣的思維在島內企業上也表現出來，他們不愿意走出島外發展。”

　　于偉國的憂心忡忡反映了執政者的深謀遠慮。進入21世紀之后，特區的政策與普區基本拉平，特區已經逐漸喪失“特權”。廈門島經過30年的發展，人口密度已經超過香港，林立的企業廠房已經讓小島不堪重負，但許多外資企業又面臨新拓展，又都在向他申請建設用地。“偉鴻，你認為我能將這種情緒真實地帶到節目現場嗎？”一個執政者的真心，遠勝一檔節目的意義，在策劃會上，于書記與我這兩個新舊廈門人一致選擇了“走出小島思維”作為節目的討論主題。或許是由于都經歷過島外思維的碰撞，因此在思索城市發展路線的時候，我們的目光都會習慣性地向廈門島之外望去。于偉國把現在的廈門發展路徑比喻為“由拳頭變為手掌”，意思是說經濟特區由以前的廈門島，輻射到了島外4個新區的范圍。城市的面積擴大了，可這是否意味著城市真正地成長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