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一種政治思想，也是一種最高層次的倫理設計。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注：《禮記·禮運》。）這是把原始氏族社會理想化，以所謂“三代之治”的烏托邦作為推行禮義的依據。但這段著名文字所描繪的美好社會圖景，則具有歷久不衰的非凡魅力，成為后世許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勵自己和群眾謀求改造社會的遠期目標。
孫中山所接受的大同思想的影響是多層面的，既包括中國的社會根本改造，更包括國際格局的根本重建，本文著重研究其后者。
（一）
“天下為公”是孫中山經常題寫的詞句，而他對黃埔軍官學校的訓詞則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由此可見，在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是緊密聯系的，有時甚至可以理解為同義詞語。但是，孫中山對于“天下”的認識，與所有中國人一樣，都有一個由近及遠、由小到大、由淺轉深的過程。12歲以前，孫中山不僅對海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就是對于翠亨村以外的中國也知之甚少。作為貧苦農家子弟，童年孫中山心目中的世界是狹小的，不過是以家族為軸心的方圓數里或十余里的小天地。盡管父親曾在澳門謀生，叔父和哥哥也去美國做工，但由于信息媒介的匱乏，他很難對海外的廣闊世界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
世界觀念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2歲以后。當他踏上前往夏威夷的旅途，“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注：《復翟理斯函》，《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1版）第1卷， 第47頁。）西方近代文明最初是通過海上傳入中國的，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人的心目中，輪船不僅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載體，而其本身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正是“輪舟之奇”，使這個鄉村少年看到了遠比伶仃洋更為遼闊的太平洋，并且被吸引到一個新的世界，盡管夏威夷不過是西方近代文明的邊緣。
從1879 年開始， 孫中山先后就讀于夏威夷意奧蘭尼學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香港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 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學習勤奮，成績優異。 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是少數接受了比較完備的西方近代教育的先進中國人之一。正如他在《上李鴻章書》中所言：“曾于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于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于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于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頁。）
至此，孫中山所了解的，已經不是中國古代那樣狹小的“天下”，也不是清王朝那樣以自我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而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存在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乃至是軍事的。這個世界給孫中山留下的印象也是復雜的，貌似完整而實為分裂，各個地區之間與各個國家之間，既有文明程度的差異，又有國際地位的區別。正如那些走出國門了解世界的先驅一樣，他發現號稱文明古國的中國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的發達國家，甚至也落后于業已西化的日本，而且還處于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慘地位。但是他與那些先驅（如郭嵩燾、薛福成等）又有所不同，既非儒學濡染甚深的傳統士大夫，更與清朝的官僚體系毫無淵源。他不滿足于“中體西用”，不滿足于體制內的枝節改革，他要求全面學習西方的長處，謀求整體改革乃至摧毀舊的體制，以實現中國的解放與富強。他在1896年10月倫敦蒙難以后更加堅定了這個決心，所以對英國新聞界發表公開信說：“我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加堅定，促使我更積極地投身于我那可愛而受壓迫之祖國的進步、教育和文明事業。”（注：《致倫敦各報主筆函》，《孫中山選集》第一卷，第36頁。）次年3月，他發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進一步指出：“（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注：《孫中山選集》第一卷，第88頁。）
但是，對于孫中山思想的發展變化而言，更為重要的還是他在倫敦蒙難獲釋后滯留英國期間的苦讀、交游與對西方社會的實地觀察。在大英博物院等機構的圖書室，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外交、工礦、農牧等方面的書籍，特別是對于亨利·喬治的著作產生濃厚興趣。同時，他也曾多次參觀訪問憲政俱樂部、農業館家禽展覽會、工藝展覽會等處，以求對這個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國家的實際情況有較真切的了解。此外，他與流亡在倫敦的俄國民粹主義者、愛爾蘭土地聯盟的組織者、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和費邊社分子，以及美國的單一稅論者，也有多方面的接觸。
以上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使孫中山的思想產生很大的變化。他不再是局限于“排滿”、反清和簡單地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他開始認識到，西方世界并非完美無缺的理想境界。工業革命與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并未使資本主義世界臻于至善，卻造成與日俱增的貧富懸殊與廣大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必將導致社會革命的爆發，而社會主義運動則將成為新的世界潮流。在二十年代初始，孫中山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簡略而又生動的畫面：“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注：《〈民報〉發刊詞》，《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頁。）為了糾正近代西方文明的缺失，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之外，又揭＠①出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為依托的民生主義雖然不無空想成分，但其追求均富與共享社會福祉的理念，則頗與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有所相通。
但是，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與往昔的古樸的大同學說又存在著極大的差別，除了其構想內容建筑于對現代文明的深切體認以外，還在于他把傳統“天下”的狹小范圍擴大到真實的整體的世界。孫中山的大同思想不僅限于中國國內，而且包括世界各國，特別是還包括了各國之間的平等和睦相處關系。
1897年，孫中山離開英國，經由加拿大到達日本，與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大亞細亞主義者結識并建立合作關系。宮崎在初次見面時就鼓吹：“中東合同，以為亞洲之盟主。興滅國，繼絕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勢東漸之兇鋒者，天理人心之所會也。”孫中山贊同中日聯合，更贊同亞洲各被壓迫國家聯合，共同阻遏殖民主義的“西勢東漸之兇鋒”，但是卻不贊成過分強調個別國家的特殊國家利益。他向宮崎坦率表明自己的志向是“為了中國蒼生，為了亞洲中國人，更為了世界人類”，而興起革命軍（注：宮崎滔天著、林啟彥改譯：《三十三年之夢》，廣州花城、香港三聯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頁。）。 這就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宣揚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從根本上區別開來。
10年以后，1907年中印革命志士在東京發起成立亞洲和親會，由章太炎執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Humanitation 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誤植，如此則亞洲和親會亦有博愛兄弟會之含意。 約章宣稱：“先以印度、支那二國組織成會，亦謂東土舊邦，二國為大，幸得獨立，則足以為亞洲屏蔽。……一切亞洲民族，有抱獨立主義者，愿步玉趾，共結盟誓，則馨香禱祝之迎之也。”還規定：“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余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這可以看作是對于孫中山世界大同思想的某種響應和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