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中）在藏區考察時和牧民在一起（格勒提供）
作為一名藏族人以及藏文化研究者，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格勒4月2日接受了新華網電話連線專訪，講述了親身經歷的藏區變化，并介紹了有關西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
格勒：出生在最低層農奴家庭 生命沒有保障
主持人：格勒老師，您好！您眼中看到的西藏是什么樣的，現在的西藏又是什么樣的，這之間的變化能不能給我們廣大的網友說一說？
格勒：我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我的名字叫格勒，是一個藏族學者，出生在青藏高原。我的家鄉就是現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甘孜縣，那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從成都往西800多公里，在雅魯藏布江和金沙江邊上。非常有趣的是，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西藏的路上經過我們家鄉的時候出生的，可以說我是與新中國一起長大的。那個時代的環境和社會多多少少我也經歷過一些，這里面有兩個情況。
第一、作為傳統與現代分界的社會標志就是西藏1959年的改革。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是沒什么變化，它保留原來的制度。在我的家鄉，因為解放軍來得早，所以它是1956年就改革了。我們家鄉1956年建立了第一個新中國辦的小學。而辦小學之前，我們這個地方仍然是封建農奴制社會，這個社會的特征就是它把整個藏族社會和藏族人民劃分成十幾種等級，西藏最高的就是貴族，貴族里面最高就是達賴喇嘛。
在我們家鄉也是同樣有貴族，貴族下面農奴又分成三種等級。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９０％，藏語叫“差巴”（即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他們不占有土地，沒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領主的莊園中為生。此外還有占人口５％的“朗生”，他們是世代家奴，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沒有絲毫人身自由。這是最低的等級，基本沒有土地、沒有住房、終生全家為貴族服務的，也就是為他們勞動、最后有一點吃的，這就是最低層的農奴。我出生的家庭就是這種家庭。
我們家沒有自己的一寸土地，也沒有自己的住房。在我印象中當我懂事的時候，我們的家就在貴族家的廚房和客廳之間的過道上，有幾件衣服、墊子，其他什么都沒有。我兩個姐姐和我媽媽全部為貴族家打工，幾乎沒有家可言。而我又從小沒有見過父親，所以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很小。在這個社會當中最突出的一個印象就是一個男人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沒有什么別的出路，因為當時一座小學也沒有，沒有機會接觸社會，也沒有機會認識這個世界。要么你去參與社會上各種械斗，要么就去寺院當僧人，通過二三十年的學經，有點出路。
械斗就是打仗，部落和部落之間為了貴族的利益，發動局部的戰爭。這種事經常發生，因為我們的家鄉純粹是藏族地區，但是內部又分為很多很多小塊的頭人的領地，大大小小的頭人都管著一片農奴。他們自己有自己的草場、自己的地界，稍微一不注意就會發生一些不間斷的械斗，這種械斗最后形成的結果就是冤仇不斷增加，要報仇雪恨，所以械斗也是非常痛苦的事。
生命是沒有保障的，能吃飽就不錯了。像我母親、姐姐，她們沒有理智地意識到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因為她們從父輩下來就相信宗教，認為這就是命中注定的，相信前世和來世，認為人是不斷地轉世，認為自己現在命不好，就是因為前世造了什么業，這種信仰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也意識不到，同樣的人為什么富的那么富，而窮的一無所有，也不可能因為這個而進行掙扎或者是奮斗，她始終就是馴服的工具，也可以說是，自己一無所有，一生獻給了貴族。
但是作為一個男人出生在那個時代，一般我們的傳統是寄予厚望，至少給家庭帶來了一定的希望，所以我的母親這一生當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我能夠出人頭地，要么就能夠去學習、讀書，所謂讀書就是到寺院。所以那個時候她請求我們所勞動的貴族家庭，希望用她或者兩個姐姐的的勞動成果，換取一個讓我這個唯一的兒子能夠去讀書的機會，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學校啊。所以那個時候的規定就是一個家庭如果有幾個孩子，可以派其中一個孩子去報名到寺院當僧人，但是寺院的僧人報名是有規定的，孩子必須要長到七、八歲甚至十歲以后才能去，所以第一個辦法就是先給我報了名。
第二個解決辦法是讓我5歲的時候，被允許在貴族家里的經堂打鼓祈禱，這兒需要一個仆人，當仆人就可以學藏文，我的學習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了。啟蒙教育第一是識字，當時沒有紙和筆，也沒有書，所謂老師就是僧人，拿一個只有一寸長的長方形的黑板。這種黑板很簡單，涂一層比較舊的能吃的酥油，加一點灶灰，灶灰上面就可以用筆寫字，寫完了給老師看，他看完就給你改，然后就天天背，一個是寫字，一個是背經典，再以后免不了每天就挨打，你一個字錯了就要打一下，打得很厲害。所以我逃跑過很多次，但是我印象比較深的一點就是突然有一次來了一大批解放軍，現在想可能是進西藏的軍隊。
那個時候不知道解放軍是什么，這些解放軍就住在貴族的樓底下。那個時候我比較喜歡他們，因為他們唱歌、騎馬，我幫他們的忙，他們會給我吃玉米和大米，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上這些東西，所以交了一些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