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也是思想解放的30年。伴隨著思想解放，我們不斷克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馬教條”）、對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洋教條”），在此過程中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其實質是依據社會生產力、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重構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形態——公有主體型產權形態、勞動主體型分配形態、國家主導型市場形態和自力主導型開放形態。
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其一，建立和完善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形態。
我國經濟改革的走向之一，是從過去完全公有制的單一經濟形態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形態轉變。由于現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和多樣性，以及人口和就業問題十分突出等緣故，不宜維持單一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結構。改革已經逐漸打破和扭轉了傳統的社會所有制格局，這是非常必要的。不過，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即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模式，而不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模式。這就是說，在邁向市場經濟的改革中，不會放棄含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及合作經濟在內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而是要將公有產權與市場經濟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實現一種以公有法人型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在深化企業改革中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及實行“主體－輔體”的社會所有制形態。
其二，建立和完善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態。
我國經濟改革擯棄了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計劃型按勞分配的模式，從單一的按勞分配形態向以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生產要素所有權共同參與分配的經濟形態轉變。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了，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反貧困進展迅速。共同富裕作為一個長期動態過程和結果，得到了較充分的體現。這是生產發展和經濟改革的雙重成效。當前，我們應克服脫離“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制度基礎來談共同富裕的傾向，繼續促進“先富－共富”這一“非均衡－均衡”變動的有序發展，預防新生資產階級和嚴重兩極分化的形成。政府要在分配領域運用工資、獎金、稅收、公共福利、社會保障等手段和機制，事先主動防止某些分配不公的產生，事后積極糾正某些分配不公的現象，使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日趨合理化，以改進和確保按勞分配主體型的多元分配形態。
其三，建立和完善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形態。
改革中我們既注重建立計劃、金融和財政為核心的國家宏觀調控系統，維護全局利益的統一性，又注重在集中指導下賦予基層、地方和部門必要的權力，形成統一領導下的兼顧局部利益的靈活性。在存有個人選擇、法人選擇、市場選擇和社會選擇的復雜條件下，國家調控逐漸在“博弈”中（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一種博弈）完善各項政策和機制，樹立應有的領導權威。參考我國歷史上成功的經驗及日本、德國和韓國等“跳躍式”發展的做法，有必要在廉潔廉價和科學管理的前提下確立“小而強的政府”主導地位或主腦地位（薩繆爾森認為市場沒有心臟和大腦），建立強市場和強政府的“雙強”格局，使國家的經濟職能和作用略大于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相對落后的社會，要迅速趕超最發達的西方國家；中國是一個經濟轉型的社會，要盡快實現向市場體制的有序過渡；中國是一個公有主體的社會，要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功能。為了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國家的權威作用，必須加快調整政府機構，轉變政府職能，徹底解決政資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黨政不分。
其四，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形態。
改革的理論模式和現實特征，就是從以往過分突出自力更生的較封閉經濟形態向以自力更生為主導、多方位開放共同發展的經濟形態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依靠本國自己力量的基礎上，先后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港臺澳地區實行多方位開放，在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實行多方位開放，在資本、技術、商品和服務等項目實行多方位開放，并實行內外開放和雙向開放，從而促使貿易依存度、貿易結構水平、關稅總水平、資本依存度和投資結構水平等層面發生重大變化，某些重要指標甚至超過不少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的內外開放度大幅度提高。在現階段，要繼續積極地實行鄧小平關于“有計劃地利用外資”和“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及整個對外開放路線，處理好開放、保護和超越之間的關系，努力提高對外開放的素質和水平。其中包括要精心調控引進技術和資本的戰略與策略，增強自主創新的程度。（作者程恩富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