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間新建3600萬套保障房的宏大計劃，彰顯出中央解決城市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的決心。然而，近期卻頻頻曝出多地保障房入住率不高。究其緣由，申請門檻偏高、選址偏遠、配套設施滯后等，恐怕是主要原因。

　　隨著各地適時調整申請門檻以及配套設施的逐步完善，保障房空置率較高的問題有望得到逐步解決。同時也要看到，空置率較高的問題雖可改變，但選址偏遠、大規模集中連片建設的現象卻難以在短期內改觀。從長遠來看，這種空間布局有可能引發各種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比如“居住隔離”現象。

　　作為一種常見的城市病，居住隔離是指由于種族、宗教、職業、生活習慣、文化水準和財富差異等原因，導致不同社會群體居住在不同層次的社區中，進而產生隔離，甚至演化為歧視和敵對。二戰結束后，英法等西方國家為了緩解住房短缺的局面，陸續建設了大量的公共住房，然而由于建設和規劃布局中存在的種種弊端，最終誘發和加劇了居住隔離，這一現象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引起關注。

　　對我國來說，選址偏遠、配套缺乏的保障房空間布局，可能造成保障房社區居民居住空間和社會地位的雙重邊緣化，引發或加劇社會分層和貧富差距的標簽化、貧困的聚集與再生產、縱向社會流動不暢等問題，進而重蹈其他國家“居住隔離”的覆轍。而要避免這一情況發生，應圍繞構建“多元混居社區”這一基本目標，制定相應的治理與協調對策。

　　目前，在普通住宅項目內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已經被世界各國廣泛踐行。例如，歐洲國家在吸取以往教訓的基礎上，公共住房建設開始經歷由集中到分散、由整體開發到開發配建的轉變：英國政府要求，新的住宅項目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要占總量的15%—50%；德國要求新建住宅區的20%要用于建造福利用房；法國規定建設廉租住房比例約為總住房面積的15%—20%。

　　與西方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的階層矛盾整體并不突出。城市中心城區和郊區的雙重繁榮，使得低收入者在市區和郊區均有一定的分布，并沒有像部分西方國家那樣形成大規模的貧困聚集。此外，計劃經濟年代盛行的單位大院雜居模式，使得多數城市居民對多元混居有著較高的心理接受程度。以上因素都構成了我國推廣多元混居的先天優勢。

　　需要注意的是，多元混居并不意味著要在樓戶層面進行混合，也不是在每一個商品房項目都要配建保障房。因為不同社會群體在收入水平、消費能力、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如果生硬地將他們混合居住在一起，反而容易造成心理上的抵觸和隔膜。比較合理的方案應該是“大混居小聚居”，即在較大的區域內混合規劃包括保障房在內的各類住房，相似社會屬性居民的居住空間則以小規模組團的方式配置。具體到保障房社區，可采取插花式布局，既要在不同區位開發小型化保障房社區，又要在一些較大的商品房項目中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最終實現既有利于不同階層的接觸與交往，又保持一定空間距離的效果，以滿足不同群體的社會心理需求。（趙聚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