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致中夫婦侃侃而談“單純人頭”，“只是被支配、被指示”與“太超過”等說法，已經成為坊間茶余飯后的談資。許多人開始疑惑，臺灣的法律教育真是這樣嗎？如果不是，臺大法律系怎么會教出陳致中這種學生？
　　
　　臺灣《聯(lián)合報》社論指出，“司法”實務所謂的人頭，是指“非交易主體”被惡意拿來充當“交易主體”；在涉及刑事犯罪時，人頭就是真正犯罪人（所謂“間接正犯”）的工具。然而，人頭的法律責任要看相關規(guī)定和事實才能認定，至少在行政與民事上的責任，未必都能免除。人頭必以無行為的“意志”為前提，其情節(jié)無非兩種：一、完全不知；二、或者被脅迫而欠缺自由意志，只能機械式的照作。所以，陳氏夫婦若明知自己在為他人開戶時，唯一可能構成人頭的情形就是被脅迫了；此所以他們一再說是“被支配與指示”、“母命難違”。然而，一個將滿三十歲，為人夫甚至為人父的法學碩士，如何可能以母親的意旨為無法抗拒的脅迫，而全無反抗的余地，任何法官恐怕都作不出這樣的認定；尤其從陳致中自言“深信父母的清白”看來，他的角色應較接近“自由信徒”，而非“人頭”。因此，我們對陳致中的驚異其實有兩方面：一是學法律可以學到如此不通，一是自貶為違法工具角色可以說得如此無愧！
　　
　　將這樣一個特殊個案夸大為法律教育的失敗，或是臺大法律系的失敗，容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如果宏觀地回看我們的社會，思索陳致中這樣的不通與無愧，隱隱然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所以致此的原因。觸目可見，隨著臺灣的法治化，和法律漸深入社會各個角落，法律系教授憑其專業(yè)技術與語言的優(yōu)勢，在各個領域都能占到不錯的位子，使他們形成了一股新興勢力。這些法律教授的社會活動，看在學生的眼里，無形中也影響了他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社論說，這幾年我們看到法律系教授出格的行為舉止，相對于社會各界的期待，諸多奇言異行還真令人嘆為觀止。例如：“行政院”幾位法律系出身“閣員”設計的抵抗權；多數(shù)“委員”為法律系教授的“行政院”訴愿會，做成公然違反訴愿法的“公投案”決定；多數(shù)“委員”為法律系教授的“行政院中選會”，做成公然違反“公投法”的“公投綁大選”決定；半數(shù)成員為法律系教授的“大法官”，違法受理由偵審對象提出的指摘審判個案“違憲”的聲請，并做成解釋，干擾審判的進行；更不消說，少數(shù)法律系教授或在非法律系教法律的教授，一再以粗口評論公共事務，甚至招攬仲裁，圖謀暴利。這些林林總總的現(xiàn)象，看在法律學子的眼里，發(fā)現(xiàn)法律可以如此隨心所欲，如此表里不一；最后會造就一位如此不通與無愧的陳致中，又有什么奇怪？
　　
　　所有大學法律系的教授實在應深以陳致中的案例為戒，在課堂上講授法律課程時，一定要不憚其煩的回到所有法律制度背后的正義理念。實定法當然不會完美，“立法”技術或政策權衡的瑕疵在所難免，因此法律的解釋可以在一定情形下突破文字，這樣的彈性當然是可以容許的；但即使作法律的補充，亦應回歸該法背后追求的正義理念，亦即“法后之法”。為體現(xiàn)法律正義而調適變遷的必要彈性，豈可與謀求私利而玩弄法律混為一談；兩者的差別，只要看前面舉的幾個例子，便可一目了然。
　　
　　尤其，社論認為，法律系教授在公開場合的一言一行，都應考慮到這個法治程度還不高的社會和民眾，會受到如何的潛移默化。有如美國法學家龐德所稱的社會工程師，法律系教授傳播的法律印象，是直的、正的，還是橫的、歪的，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能不慎乎？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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