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生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核能爭議，不只是安全問題而已。這是一個關于“我們要什么樣的經濟發展”的問題，是一個“我們要什么樣的能源政策”的發問，這是一個思考“我們是怎么樣的一個社會”的命題。“非核不可”的思考邏輯，除了凸顯出當局對于經濟發展仍拿不出創新做法，更限制了臺灣社會向前進步的動能。

　　社論摘編如下：

　　三月天，臺灣街頭登場的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核游行，北中南共有超過20萬人走上街頭。和過去的抗議行動不同的是，這次少了許多政黨動員，而有更多主動參加的社會運動“素人”參與，更有不少知名的導演、演員、歌手現身表達反核立場，帶動了年輕世代對社會議題的關心。 

　　反核運動超過20年來，過去除了不時被拿來做為政黨對決的籌碼之外，很少有機會真正進入一般公民的政治參與當中。切爾諾貝利核災也許太過遙遠，兩年前日本的福島事件，似乎才讓臺灣人對于核能的潛在安全風險，有了更為逼真的感受。民調顯示，這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表達反核立場比率最高的時刻。 

　　“安全”是許多人反核的理由，而丟出“核四公投”的江宜樺當然也很清楚這點，因此搬出“沒有核安，就沒有公投”來作為回應的招式。然而，“廢核”的訴求，除了“核安”之外，事實上更牽涉了更深遠的社會經濟發展路線。核能爭議，不只是安全問題而已。 

　　首先，這是一個關于“我們要什么樣的經濟發展”的問題。事實上，臺灣絕大部分的電力用在工業用途，民生家庭用電占相對很少的比率，其中又以石化、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吃掉了很大比例的用電。若單以目前“非核不可”的思考方式，正是在復制過去的經濟成長模式，延續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發展，喊了半天的產業轉型無疑只是口號。換句話說，核能支撐的是一套便宜行事的產業結構，只需復制、延續帳面上能夠看的經濟成長，消極地回應來自全球的競爭與轉型。 

　　其次，這是一個“我們要什么樣的能源政策”的發問。過去我們將能源的思考，落入核能與燃煤之間的虛假對立當中，同時“能源”被視做一種徒具消耗性的物件，卻從未認真思考從“能源產業”帶動新的產業轉型的可能。“再生能源”的發展已經在世界各國各地區如火如荼開展，臺灣的技術仍停留在實驗室中，缺乏相關的政策支援配套，相關產業的發展始終受限。 

　　最后，這是一個思考“我們是怎么樣的一個社會”的命題。核電廠選擇在遠離都會的沿海地區，核廢料繼續丟棄在離島蘭嶼。核電的便宜行事，讓都會中的資本更加肆無忌憚，然而風險卻由偏鄉的人民來承擔。這凸顯出臺灣仍距離一個重視人權、公平正義的社會，還有多遙遠。長久以來，我們的城鄉發展便是在這種視野當中迷途，農村、漁村逐漸凋零，年輕人回鄉的路途無比艱難，只得在城市中領著22K（注：K代表千，指臺灣大學畢業生起薪為2.2萬元新臺幣）載浮載沉。核電的持續發展，無疑正是繼續復制這種社會發展的視野。 

　　廢核不只是安全問題，核能爭議，或者可能登場的核四“公投”，向臺灣所有的民眾發出一個深刻而關鍵的探問：我們要沉溺于過去經濟成長的暴發戶勵志故事，無視于奇跡背后的千瘡百孔，或者以更為創新、積極的視野，走出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路線？ 

　　當“核四公投”重新被拿出來，這是我們重新認真思考社會經濟發展路線的關鍵時刻。若只想著復制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狂飆故事，恐怕結果不會太令人滿意。“非核不可”的思考邏輯，除了凸顯出當局對于經濟發展仍拿不出創新做法，更限制了臺灣社會向前進步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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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