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美若視中國為敵人 它就一定會變成敵人

資料圖：梁光烈將軍率解放軍代表團訪問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海軍陸戰隊勒瓊基地

　　美國《紐約時報》1月29日文章,原題：不要遏制中國，要和它合作

　　上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東海島嶼爭端為理由，警告“中日兩國正在滑向戰爭邊緣”。這個論斷或許有點過于杞人憂天，但是當前的緊張局勢，為一些敦促實行“遏制”中國政策的美國分析家提供了支持。

　　遏制政策是為另一個時代設計的，美國現在并沒有尋求，也不應當嘗試這種政策。在冷戰的初始階段，遏制意味著對蘇聯進行經濟孤立，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地區性聯盟則要制止蘇聯的軍事擴張。后來，讓“遏制之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感到懊惱的是，這種觀點催生了“多米諾效應”理論，而后者促成了越南戰爭的升級。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指的是，幾乎不進行任何貿易，也幾乎不進行任何社會聯系。然而，如今的中國絕非當時的蘇聯。中國并不是在爭奪世界霸權，而且美中之間不僅貿易額巨大，兩國還有大量學生和游客的交流。

　　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我1994年在國防部參與制定東亞戰略時，我們拒絕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有兩點。如果我們把中國視為敵人，它將來必定就會成為敵人。如果把中國當做朋友，就會為迎來更加和平的未來創造可能性。我們設計了一個“融合但兩邊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有點類似于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信任但核實”(trust but verify)策略。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并接受中國的商品和游客。但在1996年的一份聲明中卻重申，美日兩國戰后簽訂的安全條約，是東亞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礎。克林頓總統還開始著手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以沖抵中國崛起的影響。這個戰略贏得了跨黨派的支持。喬治·W·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在加深與中國的經濟往來的同時，持續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他的副國務卿羅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曾闡明，美國將會接受中國的崛起，并將它當做“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奧巴馬面向亞洲的“再平衡”，涉及將海軍資源轉移到太平洋地區，但也涉及貿易、人權和外交舉措。作為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去年11月說，美中關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競爭的元素”。亞洲不是鐵板一塊，亞洲內部的力量平衡應當成為我們戰略的關鍵。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國家，不希望中國主導一切，因而歡迎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除非中國能夠成功地提升其“軟實力”，從而吸引盟友，否則中國軍事和經濟“硬”實力的提升，可能就會讓鄰國出于忌憚集結在一起，從而沖抵中國實力。

　　相當規模的美國軍事和經濟存在，能夠幫助維持亞洲的力量平衡，塑造一個激勵中國開展合作的環境。但美國朝向亞洲的再平衡，不應太過強勢。我們不能忽視凱南對過度軍事化的警告，應確保中國不會感覺自己受到包圍或面臨危險。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夠合作抗擊氣候變化、流行病、網絡恐怖主義，以及核擴散，從而實現共同受益。隨著中國越來越依賴中東的能源，我們應當對海事監管展開磋商，確保船只自由航行，并將中國包括在太平洋海軍演習中。我們應當幫助中國開發國內的能源，如頁巖氣，也應當鼓勵中國和日本重新啟動2008年的一項聯合勘探海底天然氣的計劃。我們應當闡明，如果中國滿足一定的標準，就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這是一項針對環太平洋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提議。

　　應對一個崛起的中國，遏制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政策工具。實力的意義就是能夠獲得想要的結果。有時候，美國與別國合作時，比單純壓制別國時，實力更強。(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前美國五角大樓官員小約瑟夫·S·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