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海洋大學黃麗生教授的論文《臺灣客家鸞堂的儒教意識》，論述儒學、儒教、鸞堂信仰與臺灣客家文化關系，指出晚清以來鸞堂信仰傳播至臺，臺灣民間宗教信仰與儒家思想有密切關系，部份鸞堂以儒為宗、定名儒宗神教，并成立中國儒教會。以苗栗云洞宮個案研究為中心詳細說明其客家鸞堂特色，分析其《玉鑒龜齡》和《云箴寶鑒》中的儒教內含，指出大部份知識菁英在西方文化沖擊下逐漸放棄傳統儒家價值，而柔和儒家義理和佛道信仰的民間宗教卻負起儒家道德教化傳承的重任，體現濃厚的崇拜關帝、抑惡揚善、行善守道儒教意識，這對普通民眾更能深入人心，也反襯出現代學者用學術語言揭示儒家內涵，卻不易對民眾深度信仰有所提示，不易扮演引領民眾價值意識的角色，但若不返回儒家義理并吸收現代儒者的信仰資源，原有儒教信念不免逐漸弱化并被淘汰。客家鸞堂應重視與其它鸞堂連系互動，結合學界及客家知識分子提升信仰層次，強化宣教動能，發揮其保存客家語言和宗教文化資產的價值。

　　河南信陽師范學院尹全海教授的論文《清代臺灣儒學的功能》，論述清代臺灣儒學一是具有教化功能，即“崇圣立范”、“興賢育才”、“化民成俗”；二是具有內地化功能，即清代儒學既是學校教育，又是科舉考試，以儒學經典命題范圍要求，推動臺灣內地化進程；三是具有管轄功能，即清代在臺灣設立儒學實質是一種管轄制度，臺灣士子到福州參加鄉試和到北京參加會試必須循序上考規定，強化中央政府對臺灣的管轄，增強臺灣士子對中央政府向心力。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宋淑玉副研究員的論文《日據時期臺灣人民的漢學運動》，論述日據時期殖民當局強力壓抑漢文，關閉書院，打壓書房，以日語取代漢文，企圖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從而使漢學衰微。受祖國大陸影響新文化大量涌進臺灣，對儒教文化造成巨大沖擊。這使傳統儒學文人發起漢學運動，包括成立詩社文社，詩文維系漢學；組織善社、鸞堂，以儒學教化庶民；設立書房，在民間教授漢文化；研習漢文漢字，開辦書局，引進和傳播大陸漢文書刊。抵制日本殖民同化和西學沖擊，保存和發展了漢文化與儒教，未出現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和全盤西化傾向，挽救傳統漢文化危機，維系了兩岸文化交流。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褚靜濤副研究員的論文《陳儀的儒學觀與戰后臺灣重建》，探討陳儀接收臺灣后否定日本殖民文化，批判繼承傳統儒學“大同博愛”、“天下為公”等思想，將中華文化推廣到臺灣社會，讓臺灣人民改回中國姓名，將臺灣道路站牌和街巷名換成中文，禁止使用日語，學校加重國文歷地教育，讓臺灣同胞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徹底擺脫日本殖民文化色彩，使臺胞真正變成中國人，從而對光復后臺灣的中國化做出貢獻。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李維武教授的論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與50年來現代新儒學的開展》，論述臺港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張君勱共同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它標志臺港現代新儒學崛起，并表明其合理性、基本價值和意義，同時也促成其分化，表現為哲學與史學的不同路向、重建形而上學與消解形而上學、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使其發展呈現復雜格局。認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哲學首先面對文化觀、歷史觀問題，其次面對政治哲學問題，最后面對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宣言》從文化觀切入并闡發本體論和政治哲學，由此闡發中西古今文化關系問題，表現強烈文化保守主義特征，肯定和高揚中國文化價值，提出中國文化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精神家園，今天仍有生命力，要理解感受其生命力，只有在中國文化中才能使中國人的文化生命有所安頓。看待現代新儒學一定要持歷史態度和分析方法。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翟志成副研究員的論文《儒學與現代化：港臺新儒家的文化宣言》，論述鴉片戰爭后，以儒學為體的中國文化在西潮沖擊下敗退，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把中國文化與救亡對立，鄙棄中國文化而擁抱西方，演成全盤反傳統運動。當代新儒家則認為要救亡則必須實現現代化，現代化離不開民主科學，中國文化不反科學民主，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可同冶一爐，而不是全盤毀棄中國文化才有民主科學。第一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未能像西方孕育出科學，主要是欠缺西方文化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為求善而發展出向內認識和控制心靈的內省功夫，太過重視實用知識和正德、利用、厚生價值，無視西方向外觀察認識控制客觀世界的理論與方法。港臺新儒家唐君毅等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認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具有超越精神，中國心性之學乃文化根本，中國文化延續數千年而不中斷，是因為中國文化有萬古常新永恒價值和現代意義，中西文化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中國欠缺科學民主，必須學習西方；而西方人至少在當下即是、一切放下、圓神智慧、溫潤悲憫之情、文化悠久智慧、天下一家情懷等五方面向中國文化學習。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胡文生博士的論文《論儒學傳統與臺灣本土化運動》，論述儒學在臺灣經歷明鄭時期生根、清代發展繁榮、日據時期沉潛、光復后再度勃興幾階段，已奠定臺灣社會文化底盤。但受社會多元化和“臺獨”活動沖擊，使儒學在臺發展受到空前挑戰，在社會實踐層面日益邊緣化。在分析臺灣本土化內涵和矛盾基礎上，指出近代以來儒學作為意識形態已解體，但作為傳統文化核心仍在社會發生作用。儒學與現代化并不違背，同樣可以開出民主科學。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嚴重反傳統已過去，未來必是以包括儒學在內傳統文化全面復興時代。儒學作為官方崇尚意識伴隨臺灣社會轉型走向解體，但民間儒學仍有很大生命力，臺灣新儒家在華人文化圈中仍占重要地位。臺灣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其獨特價值地位，要珍惜這因緣際會。而“臺獨”思潮正毀壞這種寶貴文化價值，這既是臺灣的不幸，也是中華文化的不幸。臺灣價值要在中華民族發展中體現，這是臺灣的宿命、責任和必由之路。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蔡振豐先生的論文《臺灣儒學與1980-1999年間國家認同中的文化論述》，認為儒家以內圣外王為最高理想，但儒學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影響日益消沉。當代臺灣儒學逐漸由制度化儒學轉成思想型儒學。近代救亡脫困意識登上舞臺，知識分子將注意力轉到反省中國文化內在因素上，此后反傳統及反儒家禮教成了最大思潮，重點是批評傳統文化沒有民主科學，儒家保守意識型態阻礙現代化。1958年臺港新儒家主張民主科學是中國文化應有理想。1980-1999年臺灣社會關于國家認同的文化態度，包括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國家意識型態、國家意識型態新的認同理論、民族主義類型的國家認同理論，中華文化論者分別出現傳統主義、共產主義及儒家國家意識的變形思考。由國家認同問題反映出儒家自由主義思想未被繼承，儒學熏習逐步消退，意志于典范失卻，批判意識不在實際生活面發生作用，儒學隨著現代化腳步被越拋越遠。儒學要在實踐層面繼續發揮作用，必須把理念層次文化思想落實到日常生活，落實到思想與日常生活的媒介－制度－的批判與轉化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李理副研究員的論文《臺獨史觀下的歷史教科書編纂》，論述民進黨執政后特別是杜正勝任教育主管后，違背臺灣社會核心價值，加緊去中國化，采取修訂中小學課程綱要、編纂歷史教科書等手段，割裂兩岸歷史文化，增加臺灣史而縮小中國史，在臺灣史中切斷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歷史，在中國史中截去中華民國在臺演變，納入“臺灣地位未定論”，否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正當性，繼而將國畫、國字、國劇、中日(甲午)戰爭、兩岸、臺灣地區改為中國水墨畫、中國文字、中國京劇、清日戰爭、兩國、我國等詞，刪除民族英雄鄭成功收復臺灣內容，推行“臺獨文化史觀”，凸顯“臺灣主體意識”，以圖改變青少年對中國歷史文化認同。這是為虛構“臺灣國”建構民族論、國家論和社會論，本質是把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其消極影響無法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