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的生意人們也舍不得走。歷經了長則二三十年、短則近十年的樟木歲月之后,他們像本地人一樣在這里扎下了根。

　　“川都小吃”的老板何世美上月重新裝修了小吃店。僅僅“五一”三天假期,就可望帶來上萬元收入。來樟木的11年里,這些收入維持著全家生活、孩子讀書,還要接濟遠在四川農村的父母。

　　然而,震后停水停電,從成都運來的幾百公斤牛肉眼睜睜地腐爛了。這一走,扔下各種家當和剛剛交完的新年度房租,損失數萬元。在這位42歲的中年男人看來,地震過去,生活可以重新開始,但如果離開賴以生存的樟木,全家的支柱就垮了。

　　何世美的損失不是最大的。另一個四川人張正洪的“瑞林商務賓館”原計劃“五一”開張,上百萬元的投入付之東流。兩個星期前從別人手里接下快遞站的河南人趙慶忠,這才接送第4批快件,業務就斷了線,損失十多萬元。情況更糟糕的是一位皮鞋進出口公司老板——地震前一天,價值兩百多萬元的貨物剛從成都運抵樟木。

　　在樟木做生意的,四川人居多,也有來自浙江、福建、山東、陜西等地的人。他們經營著賓館、飯店、超市和紀念品商店,在中尼公路時常阻斷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中艱難拓展旅游業的紅利。他們的發展路線圖也高度相似:多年前初來樟木做些小買賣,起色不錯,便呼朋喚友前來創業;逐漸積累了一些資本,則不惜通過貸款投入更大的生意。

　　可以預料的人生軌跡,被一場不期而至的地震按下了暫停鍵。“我的全部財產和全家老少都在這里,回老家只有一個結果:一窮二白,無力還債。”張正洪說。

　　不愿離開,哪怕只是暫時告別——然而,在次生災害隨時可能席卷而來的現實面前,走與留之間,其實并不存在選擇。

　　撤離命令傳來,30歲的黃麗君二話不說,出發。經過另一個帳篷,“青年旅社”的女老板向她打招呼說:我不走!黃麗君貼著她的耳朵說了些什么,對方輕嘆一聲,開始收拾行李。

　　你說什么了?我們問。黃麗君一邊走向集合點,一邊講自己的故事。

　　山崩地裂那一刻,她正在從尼泊爾旅游歸來的路上。直徑近一米的大石頭砸在車頭,司機很快沒了氣息。前方5米遠的一輛尼泊爾客車,包括一個嬰兒在內的33人全部當場遇難。整整走了三天,穿過亂石欲墜的山崖,經過一排一排的尸體,黃麗君走回了中國樟木,與以為她已經遇難的親人相擁痛哭。

　　前方是安全,身后是全家三代人經營了幾十年的產業和可能將一切毀于一旦的危險。黃麗君毫不猶豫,選擇前行。

　　“我告訴她,生命只有一次。”黃麗君說。

　　中國人與尼泊爾人,兩個方向的回家路　　舍不得離開的,不僅是中國人。

　　“樟木什么都好,好吃的多,下班了還能跳舞。”“茶園賓館”尼泊爾服務員卓瑪說。17歲的她在這里打工已經兩年。地震時,她一個人在餐廳值班,嚇得鉆進桌子底下哇哇大哭。

　　卓瑪的家距離“友誼橋”也就五六分鐘車程。家人無恙,但房子和父母經營的飯店都坍塌了,她想回家看看。

　　地震發生以來的每一天,都有小伙伴們嘗試向尼泊爾境內步行,卻因為塌方不得不返回樟木。隨著政府發出撤離命令,卓瑪決定,哪怕步行上四五個小時,也得立即回家。“雨季到了,留在這里更危險。”

　　聚集全國各地商戶的同時,樟木鎮還有幾百名來自尼泊爾的打工者。他們中的大多數在餐廳和賓館當服務員,愛上了中餐,也會說流利或簡單的中文。地震發生后,他們與中國同伴們擠同一頂帳篷,吃同一口鍋里的飯菜。

　　在這個國際化色彩濃厚的小鎮上,膚色從來不是阻礙交流的問題。

　　德國人邁克爾·托埃勒和女友剛剛入住樟木鎮中心的一家賓館,地震就來了。他和當地人一起動手搭帳篷。“雖然語言不通,他們喜歡沖我笑,我們合作很棒。”托埃勒說,“救援人員送來毛毯,幫我們加固帳篷。”

　　這是托埃勒人生中經歷的第一次大地震,也讓樟木鎮的尼泊爾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國與尼泊爾太近了”。

　　“尼泊爾地震了,樟木也晃得厲害!”19歲的曼納什很羨慕撤離至拉孜等安置點的中國人,日喀則、拉薩都是他向往的城市。

　　在“一品軒”餐廳工作近一年,曼納什月收入合人民幣2000多元,是在尼泊爾打工的3倍。卓瑪把自己工資的大部分寄給父母和在加德滿都上大學的哥哥,曼納什則自己攢著,希望未來創業當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