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湖北籍的知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三十余年來一直傾力于辛亥武昌首義史及張之洞研究。1985年，與人合著《辛亥武昌首義史》，廣采文獻，詳考史實，厘清了不少歷史誤識。2011年4月，馮教授又與武漢市社科院張篤勤研究員合作出版了《辛亥首義史》。該書洋洋80余萬字，主要內容是馮教授近三十年來在辛亥首義研究方面的新得。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日前就辛亥革命的有關問題采訪了馮教授。
李小花：馮先生您好！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您和張篤勤研究員合著的《辛亥首義史》于今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樣一個時機問世，可謂意義重大。作為您的晚輩和同事，我曾目睹了您在搜集、整理資料時的細致與艱辛，斟酌、錘煉詞句時的認真與執著，并有幸聆聽了您在工作之余向我們娓娓道來的一些關于辛亥革命的史事與見解。我深切地感到，《辛亥首義史》真是您秉著求真求新求美的原則，嘔心瀝血精益求精的一部著作。對于辛亥首義，我們都知道它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但其意義究竟何在，恐怕還有很多人不能說得明白，您能就此問題簡單地談一下嗎？
馮天瑜：可以。其實中國歷史上曾發生多次改朝換代的“革命”，但并未改變宗法專制的社會形態，唯由辛亥首義開其端緒的近代革命，才發生國體、政體變更，社會形態有所興革。辛亥首義不同凡響的意義，不僅在于推翻清王朝，更在于結束了沿襲兩千余年的專制帝制，成為中國歷史劃時代的界標。與推翻專制帝制互為表里，辛亥首義的另一空前的歷史業績，是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將共和國的理論與實踐（包括其種種不完善的狀態）呈現給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也從此認定共和制為正統。盡管共和制的內容有待充實與提升，然其前程無疑是光明壯麗的。
李小花：那“辛亥首義”是不是也可以稱為“辛亥武昌首義”呢？這個提法的由來又是怎樣的？
馮天瑜：辛亥秋季的武昌新軍起事，其實曾有多種提法，如武昌舉義、武昌義起、民軍起義、鄂軍起義、武昌發難、鄂省舉義等，史稱“辛亥武昌首義”或“辛亥首義”。 “首義”一詞由東漢哲人王充（27—97）創用，其意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義”引申為首舉義幟、率先發難，唐人杜甫、韓愈有此用例。“武漢首義”（或“武昌首義”）的正式提法，較早見于孫中山1912年1月1日發布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書云：“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此后孫中山又多次議及此題。1912年4月孫中山訪問武漢，屢次談到武漢或武昌“首義”。 如4月11日，在漢口熙泰昌茶棧武漢歡迎團歡迎會議上講話時說：“武漢首義，陽夏鏖兵，諸君子慘淡經營，既已推倒滿清，達平時種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
僅從孫中山言論可見，“武漢首義”（或“武昌首義”）自民初已成定說，而并非首義諸人的自詡。而以10月10日為民國國慶日，是1912年9月以蔡濟民為首的武昌起義將士赴北京請愿的結果，北京參議院1912年9月28日全票通過決議：以武昌起義日定國國慶日（俗稱“雙十節”）。該年10月10日在武昌舉行首義周年紀念。
本來，武昌新軍起義并非清末首次發生的反清武裝暴動，稱其“首義”別有深意。自1895年10月孫中山率鄭士良（1863—1901）、陸皓東（1867—1895）等舉行第一次廣州起義以來，興中會、光復會及后來的同盟會于十余年間發動十多次反清武裝暴動，皆稱悲歌慷慨，然而起義者與當地社會并無多少聯系，勢單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撲滅下去。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義則頓成滅亡清廷的燎原之勢。故“辛亥武昌首義”之“首義”，第一層含意是首次舉義成功。“首義”的第二層含意是，經武昌新軍暴動的沉重打擊，沿襲268年的清王朝及兩千余年的專制帝制之傾覆成為定局。
